十四站台部用大字标明，每一条站台都誘人外出；十四条铁路都可供人逃跑。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便利的条件，但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困难，这么难于实行一个决定。
在明亮而庄重的拱顶下，响起了火车头的尖厉的汽笛声。两列火车同时从第三和第七站台开了进来。另一个火车头也鸣起汽笛，准备开出，上百个从地下铁道的出入口上来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跑过去。托里比奥两腿发软，他让开了道，以免被人撞倒。有一刹那功夫他曾感觉这些迟到的旅客好象是朝他冲来。“我是个叛徒，一个倒霉的叛徒，”他这么想。他感到孤独，完完全全的孤独，便走出边门，来到利马大街。往南伸延着一长排杂乱的小吃店、墙壁上挂着粗糙的装饰品的酒吧间和鳞次栉比的不干净的老旅馆。托里比奥感觉在车站外面要好一些，似乎他没有企图带着费阿西尼的钱逃跑了。最好暂停外出；为了站得住脚，他想最好先买一只手提箱和几件衣服。一个旅行的人一点行李不带总要引起怀疑的，会给人以逃跑的感觉。最好不要马上外逃。他走进迎面遇见的第一家旅馆：“新巴斯科尼亚”旅馆。
“您有行李吗？”一个卷起衬衣袖子的人向他迎上前来问道。
“我留在站上了。”
“您要不要叫人去把行车取来？”
“不必了，我不急用。”
他停了一停，又说：
“也许我过两天就走，现在我要您给我开一张两天的住房单。这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崭新的证件递给了旅馆老板，老板接了过去。
“过一会儿我把住房单给您送来。”
托里比奥想起在塔尔卡瓦诺大街租用旅馆房间时的情景。过了多长时间了？
那时他冒险的结果就是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形影相吊，现在他感到苦闷，又在一个同样的旅馆里形单影只。他脱下帽子丢在桌上，感到额上有发粘的东西。他用手帕擦了一擦，一看：脏了。他一定一直在出开而自己没有察觉，也许是发烧了。他看了看旅馆老板；老板张开嘴巴，打着手势说：
“澡堂在走廊尽头。餐厅在下面，吃的是家常便饭，由我妻子准备。九点吃晚饭。”
是的，过去几年了。这个脸色红润的西班牙人一点不象“新意大利”旅馆的那个意大利人。他自己也不是原来的样儿了。正是这样：他变了，他感到不安和孤独。
他惊慌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房间里一片黑暗。有人敲门；他下了地，朝门口走去；他摸着墙，找到开关，开了灯。他的上衣落在床脚边读成一团，帽子滚到了地上。他想弄清楚自己睡了多长时间，谁在敲门。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他把门打开。站在门口的是旅馆老板，手中拿着一张单子。
“我以为您出去了，但我也想您可能睡着了，旅途一定劳累了。但您这样不脱衣服、不吃晚饭就睡是不好的。”
“可能有道理，”托里比奥说。“您把住房单带来了吗？”
“带来了。两个晚上，您是这么吩咐的。请原谅，谁要是不带行李住店，应该先付房费。”
“等一会儿。”托里比奥走过去拿起扔在床上的上衣。
他背朝着旅馆老板，把一叠钞票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来。他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但手摸着这些钞票，便又慢慢觉得放心了。他抽出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转身交给了旅馆老板。
“一会儿我把找头给您。”老板定了，随手把门带上。
房间里只有托里比奥一个人，他又把那一叠钞票从口袋里拿出来。他看着这些钞票，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感到放心又感到害怕。当他想到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留两天时也是这种感觉，好象是把他刚才进行的“打击”推延一样。他在这个旅馆住下时，还没有逃跑，还没有背叛费阿西尼。当他逃离这个城市时，便是背叛费阿西尼了。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又对这些钞票望了一阵，不可能再交还给费阿西尼了。
旅馆老板又来敲门了，他交给托里比奥五十比索的找头和他的身份证。然后，扎里比奥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生平头一回感到孤独，被人抛弃，而毫无办法。他在床边坐下，两臂下垂，脑袋里空空如也。
他想起科连特斯人雷翁西奥，想起玛尔戈特，想起费阿西尼，现在在这个空蕩蕩的房间里他把他们都召集来了。
托里比奥走到街上，走进宪法车站。他已经在旅馆里住了两天，不敢外出旅行，也没有心意继续呆在这个城市里。虽然他担心会碰见什么人把他告发出来，但他还只是在挤在宪法车站上的人群中的时候才感到好一些，这时人们喧闹着往四面八方奔走，火车头喘着气一直开到水力缓冲器前面。在这个教堂式的拱顶下面，沸腾着千万人的紧张而高度压缩的生活。托里比奥想起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便觉得为难。
他看了看表，是七点钟。两天来他一直想打这个电话。他找到电话机，接通了比卡约住的旅馆。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是我！为什么？托里比奥·托雷斯没有藏起来！更不会躲避他的朋友们！你听我说，比卡约，也许你不会相信，可是我找你是为了向你提供一个你一生中了不起的机会。别再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了！阿尔贝托怎么样？你怕他吗？我可不怕他、他在找我？我就在这里，非常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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