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好吧。”托里比奥同意。他透过店铺的窗子观里着光复大街，街上酒店林立，廉价咖啡馆、希腊餐厅、土耳其烟店和叙利亚杂货铺比比皆是。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几个刚来的老人坐在人行道上晒太阳。突然托里比奥想起，生活是美好的，丰富多彩的，而他，托里比奥·托雷斯，将尽情享受生活--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做。太阳照在他脸上。只听见费阿西尼在说：
“你看，小伙子。你知道，我开始的时候比谁都糟糕。我连大杂院都没有进，那里总能学会一些东西，而是进了国立学校，那里不会教你如何在马路上抓到一个傻瓜。起初，我用从家里偷来的一笔钱作资本，经营梳子和鞋带生意。我从来没能把这笔钱还回去，也没这个必要，我带着这些鞋带和梳子走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区。这个买卖的微薄收入仅够维持我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在这些马路上做买卖是最糟糕的事情。那时真不容易卖出一点东西，甚至一连几个月都做不成什么生意，连仍然做一点都很难。做小买卖是最糟糕的事情。哪怕你拿了一叠票面一百比索的真钞票，以每张五比索的价钱卖出去，人家也只会拿来对着光瞧一瞧，然后又退还给你。你别以为这种小本生意是好做的。可难着哪，小伙子！即使你把一颗颗金豆子撒在马路上，也没有人会弯下腰去拣的。但是你如果弄上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人，再带着一只猴子或一条饿死、冻死的蛇，即使你把铁皮当黄金卖，你瞧吧，那些傻瓜会排着队来把钱送给你的。这就是生活。你想改变这种生活吗？真的不想吗？这一点我倒想通了。我把那一包东西全都卖了，便在阿波罗电影院①中到处可遇见的傻瓜们当中混饭吃。一个家伙叫来一名打手，打掉了我几颗牙齿，痛得我死去活来。我买了报纸查找招工广告。我去了，他们给了我一包商品的样品叫我去卖。我拿着铅笔、信封等等东西整整奔走了一个月，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登门兜生意。这比同阿波罗电影院里的那些同性恋者打交道还要难办，那里至少有些花花公子还能给你一个比索。有一次，一个人问我要两打铅笔。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我清楚记得那个家伙的模样：戴着深度眼镜。他用放在书桌上的小削笔器把铅笔一枝枝削尖，削到第二枚，铅笔断了，他便捆在一边。第三枝又是这样，所有削断了的铅笔都被放在一边。最后他一共只付了八技铅笔的钱，而把其余削断了的铅笔退还给我。我拿了这些铅笔有什么用？我们吵了起来，嗓门越来越大，我骂了他。他叫来两个伙计，把我赶了出来。那天晚上我带着一肚子气回到房间里。我把那一包铅笔、信封和其他没人要的劳什子放在地上，后退两步，摆好踢罚球的姿势，然后往前一冲，使尽平生力气一脚，一面喊‘中！’那包东西飞了起来，撞在墙上，铅笔、信封四面散落。这样我才觉得安心了，第二天便换了工作。我去帮一个放大照片的摄影师干活。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差使，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在这之前，我碰到的都是些眼皮朝上的家伙，你给他们看的任何东西他们都瞧不起。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背着一包上了色的放大相片的样品：有面颊红润的小孩，有好象是电影中的新娘，有胡子稀疏可数的老汉。这个叫尼卡诺尔的摄影师简直是个魔术师。譬如，他拿着一个戴三角披肩的老婦人的照片和放大的样片，他把三角披肩变成了方头巾，而那个洗了一辈子衣服的老婦人变成了刚从理发铺出来的侯爵夫人一类的人物。我看见他给二十年前死去的人们的相片安上发套、修剪鼻子、熨平皱纹、还给面颊上色。我们差不多是使人复活的妙手。我们的顾客从旧物堆中翻找相片，有时候他们整天在箱子中翻找，在抽屉里翻找，抽屉里放着早已被遗忘的本世纪初的发票和房租收据。我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直到他们找到相片为止。于是他们把奇迹般的相片交给我：一对移民，一个意大利士兵，帽子上揷着羽毛；一个褲子没过膝盖的小男孩，或者是一个脸色苍白、傻乎乎的卖雞婦人。通常是老婦人的相片，或者是死去的丈夫，或者是结婚照片。我拿到这些相片后，并不立刻把它们收起来。我大胆地用讨好的话语表白我对这些面容清晰无暇的印象，不难猜想他们具有一连串不同的美德，而就在我们一致认为上帝把他最优秀的子孙召回到天上的当儿，我拿出单据本，问他们愿意预付多少定金。实际上他们本来没有想要预付什么定金，但在这样的时候很少有人不预付几个比索的。这件事对于我是要紧的，因为如果我没有拿到定金，我的老板就不会预付给我一个铜板的工钱。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在新蓬贝亚区我的运气特别好。那天晚上我高兴地回到摄影师的家。我刚刚招揽了十位顾客，其中六位给我预付了定金。摄影师正在暗室中工作。一会儿他出来了，干巴巴地同我打了个招呼。他是个机灵的老头儿，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了。我告诉他那一天我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可是我的老板一挥手不要我说下去。他说；
①专门放映黄色影片的一家影院。
“‘对你是好，对我却糟糕。有人来告诉我，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个小偷，你知道吗？’他用手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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