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氏蜡辞云：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母作，草木归其泽。”
礼运又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燔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知土鼓蒉桴之乐，本所以“玫其敬于鬼神”，而蜡是为田根祭，亦正是“礼之初始诸饮食”的证据。今存的蜡辞，其是否出于后人之追记或依托，又其用是否等于祝辞抑歌辞，虽皆不可得知，总之可藉以窥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以有歌辞以后，于是想用乐器来辅助；亦以有乐器以后，于是必用歌辞以和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乐器因于歌辞的需要而发生，而歌辞却又因于乐器的发明而益进步。《文心雕龙明诗篇》谓“黄帝云门，理不空弦”亦是既话乐便必有诗的意思。中国音乐的发明既很早，则当然有韵文产生之可能；至于散文则在书契未兴以前，和书契方兴之时；不会便有散文的成功。
（第三层是关于谚的，从略）
郭先生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中国文学研究》）里说：
郭绍虞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见《中国文学研究》）风谣……于后世文学不同者，即在于后世渐趋于分析的发展，而古初只成为混合的表现，今人研究风谣所由构成的要素不外三事：
（1）语言——辞——韵文方面成为叙事诗，散文方面成为史传，重在描写，演进为纯文学中之小说。
（2）音乐——调——韵文方面成为抒情诗，散文方面成为哲理文，重在反省，演进为纯文学中之诗歌。
（3）动作——容——韵文方面成为剧诗，散文方面成为演讲辞，重在表现，演进为纯文学中之戏曲。
在于原始时代，各种艺术往往混合为一，所以风谣包含这三种要素，为当然的事情，即后世的文学犹且常与音乐舞容发生连带的关系，而与音乐的关系则尤为密切。这因语言与动作之间，以音乐为其枢纽之故。——欲使其语言有节奏，不可不求音乐的辅助；欲使其音声更有力量，不可不藉动作以表示：所以诗歌并言，歌舞亦并言。以音乐为语言动作的枢纽，正和以歌为诗与舞的枢纽一样。《左传》襄公十六年谓“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四，不从杜注“歌诗各从义类”之说，而据《楚辞九歌》，《东君》篇，“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篇”之语，谓“古者舞与歌必相类，自有一定之义例，故命大夫以必类”。据杜注则可知诗与歌的关系，据俞说则可明歌与舞的关系。这皆是有文字以后的情形，而仍合于无文字以前的状态。
《吕氏春秋古乐篇》谓“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我们犹可据之以看出无文字以前的风谣，其语言，音乐，动作三种要素混合的关系。
葛天氏的时代，虽不可确知，即有无葛天氏其人，亦未易断言。张楫《文选上林赋注》只谓为“三皇时君号”，而未明定其时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虽言葛天氏袭伏羲之号，但他本是造伪史有名的人，亦未可据其言以为典要。所以我们虽疑葛天伏羲诸称，多出于后人想像的谥号，但就《吕览》此节而言，可信此八阙之歌，尚在书契未兴以前，而关于先民风谣的形制，亦可由此窥出，正不必因于不能稽考其文辞，审察其音律，研究其动作，而病为荒唐无稽之谰言。我们即就此八阙的名目而言——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亦觉很合于初民的思想，初民所最诧为神秘而惊骇者，即是对于自然界的敬仰和畏惧；而他们所最希冀的，亦只是一些奋草木，遂五谷的事情。
《毛诗大序》论诗歌之起源，亦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节说明这三种艺术混合的关系，更为明晰。以文学为主体，而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而其他都较为后起：这些意思，都可于言外得之。盖昔人思虑单纯，言辞简质虽有所感于中，而不能细密地抒发于外，所以不得不借助于其他的艺术。后来渐次进步，始渐与舞蹈脱离关系了；更进而后与音乐脱离关系了，迨到描写的技巧更进的时候，即由音乐传留的韵律，亦渐次可以破除了。至其依旧借助于舞蹈与音乐的地方，亦更逐渐进步，而成为更精密的体制。于是文学上的种种形式体裁与格律遂由以产生，而其源因导始于风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