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而胡适亦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然事以久而后变，道以穷而始通。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所损益者微也。秦燔诗书，汉汲汲修补，惟恐不逮，其所创获者浅也。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唐之律诗，远因陈隋。宋之诗余，又溯唐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欲私淑孟、庄、荀、韩以复先秦之旧也。元之姚虞，明之归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韩、柳、欧、苏以追唐宋之遗也。是则代变之中，亦有其不变者存。然事异世变，文学随之，积久而着，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较，可得而论，兹以便宜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较上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中古之世，文伤于华，而近古矫枉，则过其正，又失之野，律绝之盛而词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唐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谭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虽然，中国文学史之时代观，有不可与学术史相提并论者。试以学术言：唐之经学，承汉魏之训诂而为正义，佛学袭魏晋之翻译而加华妙，似不宜与宋之理学比，而附于陈隋之后为宜。而自文学史论：沈宋出而创律诗，韩柳出而振古文，温韦出而有倚声，则开宋元文学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为宜。故谓学术史之第二期，始两汉而终五代，与文学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终。而第三期则始于宋而终明，与文学史殊其终，并不同其始。盖明之学术，实袭宋朱陆之成规而阐明之，不如文学之有何、李、王、李复古运动，轩波大起也。试得而备论焉。
呜呼！文章之作也，其于韵文乎？韵文之作也，其于声诗乎？声诗之作也，其于歌谣乎？盖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话言，有话言而后有文字，故在六书未兴之前，人禀七情以生，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譬之林籁结响，调如竽笙，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朱襄《来阴》之乐，包牺《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娲皇之《充乐》，其声诗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时，文字未着，徒有讴歌吟咏，纵令和以土鼓苇龠，必无文字雅颂之声，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譬之则傜僮之跳苗歌耳。是以缙绅士夫，莫得而载其辞焉，厥为有音无辞之世。是后鸟迹代绳，文字初炳，作始于羲皇之八卦，大备于黄帝之六书，而年世渺邈，则声采莫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尧时有《康衢歌》、《击壤歌》，虞舜有《卿云》、《南风》、“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声按韵，诵其言，咏其声，播之篇什而为诗歌者。
虞舜诗之可信者，独见《尚书》之“明良喜起”歌，《尚书大传》之《卿云歌》。《南风歌》见称《礼·乐记》，而不着其词，见《尸子》，而辞气谐畅，疑若不类。然当日诗歌之属，必已多有。孔子于《帝典》录舜命夔之言曰：“诗言志，歌永言。”是诗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书》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虽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语助，其实三言也。《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韵，虽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语助，其实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谟记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将以助语，用也、矣、与、耶字者绝无，而哉字之语助亦止一二见。盖诗歌主音节，故成句之字数奇，而缀以语助，用以叶响。而言论则非同于歌咏，故典谟记载，多四言句而不用语助。此可以证韵文、散文之殊，在音节而不以句之奇与偶也。
后世有作，韵文多为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韵文不尽偶，而散文不必奇。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试以《尧典》为例：“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二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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