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扞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稍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会百禄行视东、西二河，亦奏言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对，复言愿罢有害无利之役，未听。久之，乃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数月，尚书省复议回河。是时，吴安持、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篇。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会李伟复言：“今河已分流，若兴工可令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二月，诏开修减水河。寻以外路旱暵，权罢。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八年二月，诏“北流软堰并如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言：“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不宜听。”赵偁亦上疏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窃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惜上下壅溃之患，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不听。
十二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领都水，而吕大防力主其议，范纯仁、苏辙复争之，遂诏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详议，绍圣元年正月也。转运司赵偁议与纯仁、辙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陇、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巨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盖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郭知章又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分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
元符二年六月，决内黄口，流遂断绝。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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