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志》曰：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周太王之都，秦雍县，汉右扶风，唐天兴县〕。石形如鼓，其数盈十。盖记周宣王田猎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本字讳〕记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记录，尤为可惜。按志此言，则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苏勉、欧阳虞、褚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录也？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著其说得诸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泉、张怀瓘所著则特详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此处原文为方框字）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怀瓘《书断》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文小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言之耶？或其尝有所本也？
欧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缺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有鱼维何，维鱮及鲤。何以标之，维杨及柳”，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车攻诗台而其所记田渔又与车攻相似，且其字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其可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说者云然矣。然古事可参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贻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述之自耳。则鼓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证。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载又有可考也〔辨在后〕。舍此二说，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鼓矣。如子所见，则谓此鼓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
《左传·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曰：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也。杜预之为若言也，虽不云搜岐之有遗鼓，而谓成搜之在岐阳者，即古鼓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欤？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是自镐出洛也。岐在丰西三百余里，安得更云徂东也？则鼓辞不为车攻之辞亦已明矣。鼓辞既不为车攻之辞，则何据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远，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一据之明者而主之，犹愈于泛漫臆度者也。故子惟椒举之言既能明记岐搜为成王之搜，则其不能明记此搜之有鼓，虽为不备，若较之唐语，绝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之物者，其说差有本祖也。古田狩与后世不同，名为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镇抚在会之诸侯，已遂，识之于策者，所以扬威传远，使来今共见焉耳也。此古人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记搜也以鼓，而武成之记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虽异，而诧物传远则一意也。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邹峄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议刻山也，其群臣上议已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自为记。则刻石之与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斫石为鼓不可考击而遂刻文其上，则三代之前，无有两闻。非诚无也，世远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汤盘枸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盘之与鼎皆铸金为之，则遂可盛可烹，皆适于用见者，但玩其辞不骇其异也。今其此鼓则石为之质，既已不可考击，而专著事辞，故人莫明其用，且惊且疑也。然而武成识政于策，策之为策，岂其可为用器也欤？盖古人物见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辞，故在盘在鼎在策皆无间也。今其伐石为鼓，则意又可料矣。田渔必用众；致众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斫石象之，因以记事焉。是其托物为久，正与铸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铭刻者，遂兼举金石也。古来说物记事，决不止于盘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传于后焉耳。后汉桥玄〔本字原讳〕之庙有石钲、石钺以及石鼓，而蔡邕与为铭辞〔见《蔡邕集》〕则曰：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勒公文武之勋焉。邕之谓勋者，盖桥尝克平鲜卑也。钲、钺、鼓三者皆军旅间用器，而三器同为一辞，则古来识事于石，岂必专为鼓形？顾岐阳田渔，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辞焉耳，而他器自可类推也。汉距三代未远，古制犹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与桥勋为明，而石鼓源流赖之以存也。诗与典刑老成配对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世传大篆起于史籀。是谓宣王之前未有此体。故唐世诸人因其体之为籀也，而遂指之以为宣鼓，其示近似而实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体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体者欤？盖《艺文志》记史、苍两学曰：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之于《释籀》则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于《释苍颉》篇则曰，上七章，李斯作；爰历六章，赵高所作也。晋人卫恒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名为小篆，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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