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这些回忆也许带点苦味，可是啊，越是痛苦的事，今天回想起来，越有意思。不懂得痛苦的人，是不能真正体会今天的幸福的。
老李是那么个沉默寡言的人，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感情了，望着窗外低低喊：“你看，你看，每一小块地都翻过来了。”
不错，都是新翻的，土又松又软，又细又匀。像是最精致的纱罗一样。
老李忽然又问我：“你猜我又想到什么？”
我说：“是不是又想到了马？”
老李摇摇头笑着说：“不是——我真想从窗口跳出去，扑到土里打几个滚，那才舒服啊！”
越往西北走，一个人越会从心眼里感到祖国的伟大，感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的传统。提起兰州，你准会想：哎呀，那有多远哪！好像是在极远极远的天边。你要是翻开地图一看，就知道错了。站在兰州，我才不过是站在祖国的肚脐眼上，恰恰是我们国土的正当中。时常一早晨，我爬上兰州城墙的望河楼，望着黄河。河水浩浩荡荡的，罩着层雾，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不时的会有个羊皮筏子顺着水漂下来。河面掀起风浪，弄羊皮筏子的筏子客划着桨，穿过风浪，镇定极了。我忽然会想起我们民族的历史，想起我们古代的祖先，想起我们祖先所建筑的万里长城，以及他们在敦煌千佛洞和天水麦积山所创造的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记得从宝鸡到兰州的路上，我挤到一辆火车里，身前是一大群男孩子，身后又是一大群女孩子，都只有十八九岁，又唱又笑，玩得真欢，乏了，彼此头歪到旁人肩膀上就睡。一醒，男孩子当中一个小胖子叫：“来，开火车呀！”便指定自己是北京，又指定旁人是上海，或者是西安，先拍着手嚷：“我的火车也要开。”好几个人都拍着手齐声问：“哪儿开？”小胖子拍着手说：“上海开。”那个指定是上海的男孩子赶紧接口说：“上海火车也要开。”这样不断玩下去，谁要是说慢了，小胖子立刻给人把帽子翻过来戴上，还逼着人家在地上爬，引得大家笑起来。一时，那帮女孩子也玩起“开火车”来了，于是满车只听见拍的巴掌响，只听见笑。不过女孩子究竟文静，谁说慢了，不用爬，唱个歌就行了。
我回过头问一个女孩子道：“你们到哪去呀？”
那女孩子满自信地说：“我们要去开发新疆。”
我又问那群男孩子：“你们呢？”
小胖子抢着答道：“我们要到西北去钻探石油。”
你瞧，今天我们的人民继承着古代人民的创造，又在发挥更新的力量了。其实去开发大西北的绝不止是些青年男女，还有更多更多叫不上名的劳动人民。现在让我领着亲爱的读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一次，见见我们人民的创造力吧。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我从兰州过了黄河，往河西去。古时候河西三郡（凉州、甘州、肃州）都是边塞地方，常常有战争。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不是说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河西写得多么荒凉。要单从表面看，显着是有点荒凉。人烟少嘛，地方太高，又冷。七八天前我在西安去游城南的樊川，韦曲的桃花已经咧了嘴，神禾原上还开着棵稀奇少见的白桃花。这儿呢，节气差得远了。山是秃的，地是黄的，满眼不见一点绿色。一起黄风，贴着地面卷起团沙尘，天地都变得灰蒙蒙的。
在凉州道上，半路我歇到一家小饭馆里，要了碗炒“炮仗面”。天很晚了，屋顶吊着盏煤油灯，也没罩，冒着黑烟。灯影底下，一个圆脸大眼的小孩不知在纸上乱画些什么。我逗着他问道：“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一点不怕生人，一挺胸脯说：“当解放军，保卫毛主席者。”（者字是这一带人说话常带的尾音）饭馆主人是他爹，正炒面，铁勺子敲得锅叮叮 响，大声喝道：“这孩子，就会瞎说！”脸上却透着怪得意的神气。又用铁勺子一指门，对我说：“你瞧这孩子，什么地方都好画。”原来那小孩用粉笔在板门上画着个人像，一眼就看出是画的毛主席。
第二天往甘州奔，车子半道不来油了，司机停下修车。一个年轻农民凑到跟前看，脸方方的，样子很憨厚。谈起庄稼，我告诉他说：“西安的庄稼这样高了。”那农民说：“我们这刚播，冷嘛。”我说：“等将来能改变自然条件就好了。”那农民说：“对，等到社会主义就好了。”我笑着问：“谁告诉你的社会主义？”那农民眯着眼憨笑了笑，半天说：“谁告诉的？毛主席告诉的。”
这类事情小是小，可是谁能说西北的生活是荒凉的？不荒凉，一点都不荒凉。在人民心里，一种新东西已经发芽，已经长叶，新的生活也在发芽长叶了。不对，应该说是开花了。我要领你们看的就是我们人民在沙漠里培养出来的一朵劳动的花朵。
我指的是戈壁滩上那座“石油城”。自从过了黄河，车子沿着长城跑了三天，四天头上，到了长城尽西头的嘉峪关，已经进入戈壁滩沙漠地带了。早先人民当中流行着两句古语：“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出关的人总要用石头打那关门，要是吱地一声，声音回到关里去，就说人也早晚可以回来。可见关外荒远，一出去十个有八个要死到塞外去了。
就是今天看来，嘉峪关外的光景也不一样。放眼一望，尽是无边的沙石，一点人烟都没有，连棵树也不见，遍地只有一丛一丛枯黄的骆驼草、芨芨草。旋风不知怎么那样多，一股一股的，把黄沙直卷到半空，像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旋在沙漠地上四处飞跑。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太阳也像蒙着层灰，昏昏沉沉没有光彩。
车子孤孤零零往前开着，有好几回，我望见远远出现一片湖水，清亮清亮的，有树，隐隐约约还有房子。那是什么地方呢？人走在荒漠里，忽然看见树，看见水，多触动人心啊。快赶到吧。赶到跟前一看，什么没有，有的只是黄沙，只是碎石。
司机大声说：“有人叫这是沙市，说是地气照的，晴天好日子常看见。”说着把车头一掉，朝着祁连山开去。车子冲过一段冻着四五尺厚冰的大冰滩，爬上一带大沙岗子，远处又影影绰绰现出一片房子，活脱脱就像那真的一样。
我用手一指叫：“看哪！又是沙市。”
司机笑起来：“这回不是沙市，到了玉门油矿了。”
说实话，尽管我早知道这儿有个油矿，一旦来到矿上，还是不能不吃一惊。我万想不到在这荒远的大漠里，竟建设起这样一座漂亮的城市。让我们先看看市容吧，最好是看看夜景。夜晚，你爬到个高岗上一望，就会看见在祁连山脚下，在戈壁滩上，密密点点全是电灯，比天上的星星都密。自从离开兰州，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繁华灯光。一个矿上的同志会指点给你看那片灯火是采油厂；那片是油矿办公室；那片是礼堂剧场；那片是医院，工人休养所；那片是报馆，广播电台，图书馆；那片是邮电局，银行，商店；那片又是石油工人的住宅区。那北面又是什么地方？冒起好大一片红光，忽闪忽闪的，像起了火一样。那是炼油厂在炼油了。要是白天，你不妨顺着又宽又平的大马路散散步。可得当心，别叫车撞着。汽车来来往往有的是，石油工人上下班，都坐卡车。那不是又来了一辆，车上的工人都穿着帆布衣服，戴着银光闪闪的铝盔，脚上蹬着高腰牛皮靴子。他们也不知道累，还唱呢。一群休班的工人正倚在新华书店的墙上，剥着花生吃，一面翻着画报看。一眼望见那辆卡车，一个青年对着车高声问道：“王登学，今天又钻多少尺了？”车上的人来不及答，卡车早飞过去了。
隔一天，我便认识了那个叫王登学的钻井工人。王登学长得高高的，黄眼珠，见了生人有点腼腆。我已经听说他是模范小队长，可是你要想问他怎样当的模范，一辈子别想问得出。他先只笑一笑，用手划着桌子，也不回答。再问，他说：“我没有什么，我也不知为啥评我的功。”赶你问第三遍，他笑着说：“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总想把事情做好，再也没什么，你不如去看看我们小队吧。”
我就去看他的小队。他们正在四五十里外的祁连山里打新油井。荒山野坡，房子都没有，只好搭几个蒙古包避避风沙。戈壁滩一带地势太高，空气薄，风又硬。内地乍来的工人嗓子都发干，鼻塞发昏，睡不好觉，还常常闷的透不过气来。冬天一到，漫天飘风扬雪的，石头子都冻裂了。工人们不管白天黑夜，照样要在露天地里钻井。有时换钻杆，一摸，手套都沾上了。要是不戴手套，准会沾掉一层皮。也许夏天该好一点吧？也不好。太阳一晒，沙漠上热的像个大蒸笼，找点水喝都没有。说声变天，一起风，六月天也会飘下一阵雪花来。你看那祁连山，多险恶，一年四季不化雪，山头总是白的。这几年，工人们就是这样围着戈壁滩转，一处打出油来，又换一处，再装起大钻机，架好钻台，白天钻，黑间钻，从地下发掘祖国的宝藏。
我见了王登学的小队首先说：“你们辛苦啦，同志。”
工人们争着说：“不辛苦，这有啥辛苦？人家志愿军在朝鲜趴冰卧雪的，比咱苦多了。咱这算啥？”
我说：“怎么不辛苦？你们在这，要是不回矿上去，整天连个生灵也不见。”
一个尖鼻子的司钻说：“嗐，同志，你可猜错了。咱们这儿人来人往的，热闹得很。一到黑夜你听吧，嗥嗥的，净狼叫。白天碰巧还有伶伶俏俏的小媳妇来参观呢。都穿着翻毛黄皮大衣，打扮得溜光水滑的，真招人爱。可就是有一宗，不大文明，都露着白屁股蛋，好不好摆摆小黑尾巴，放一阵臊。”
另一个工人咬着牙，揍了他一拳，回头望着我笑道：“别听他的，他说的是黄羊。”
王登学领我围着钻机转了一圈说：“同志们的好处就是肯干，你叫他休息一下吧，建设祖国嘛，还休息啥？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坦克，汽车，哪样不得汽油。要说苦，咱比刘公之那些修井工人，还差得远呢。”
关于刘公之，我听说了。早先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曾在这儿采过油，把油层破坏得不轻。一次打着打着井，油喷了，有柱子粗，直喷多高，把钻管子一根一根都鼓出来，钻头叫喷的油遮住，什么看不见。流出的油又着了火，像条火龙满地滚，直流出好几十里路。油田毁了，反动政府把井也填了。我们要修复废井，刘公之便领人掘开土，找到管子头，重新往下钻。钻着钻着，地里喷出泥浆，滚烫滚烫，喷到衣服上，衣服烧破了，喷到脸上，脸烧烂了。刘公之满身喷的都是泥浆，顺着裤腿往下流。凭他的经验，他明白废井一定要喷。地里憋着那么多淤气，还能不顶的泥浆喷？喷就让它喷吧，一会喷过去，刘公之带着伤照样指挥修井，到底把口死井弄活了。
我见到刘公之那天，他正领人修理另一口废井。这人有三十几岁，方脸，大嘴，举动很稳重。腰上哗啦哗啦的挂着串钥匙，是工具箱子上的。工具一用完，他总要亲自锁好，自己带上钥匙。这使我记起另一件关于他的事。人说有一回打井，一阵风来，落下场大雨。他见露天放着堆水泥，急了，赶紧脱下雨衣去盖，旁的工人也跟着脱雨衣盖。他自己叫雨淋的稀透，回到家里打喷嚏。他老婆埋怨他不知爱惜自己，刘公之也不做声，半天说：“淋了我你知道心疼，淋了水泥我就不心疼！”
我瞅了空，拉他坐到个空油桶上，想交谈几句。刘公之低着头，用大手搓着大腿，挺为难地说：“我这个人，笨口拙舌的，谈什么呢？”
我说：“谈你自己吧。”
他像吃了一惊，仰起脸笑着说：“我有什么可谈的？”接着用两手托着腮，不言声了。一会他问我：“你知道张多年么？”
我不知道。刘公之耷拉着眼皮，也不望人，慢言慢语说起来了：“哎，那可是个好同志！头回修那口废井，为的防泥浆喷，大家想出个法，用橡皮做个油管子头，一喷就套上。有一回又喷了，喷得特别厉害。要套那油管子头，死活也套不上去。泥浆喷得人眼睛睁不开，急死人了。要靠到跟前去套吧，围着管子有个圆井，里面满是泥呀油的，谁敢跳下去？人家张多年就跳下去了，噗通一下子，油没到脖颈子，吓得旁边的人都变了脸色。可是人家到底套上油管子头，救下这场祸，他自己可烧得不像样子了。”
我听了问：“你当时也在场么？”
刘公之说：“怎么不在？你看，我就没做到这一点。许多同志都比我强，谈我做什么？”
我很想认识认识张多年，不巧他头一阵下了矿山，学习去了。不过我知道就是见了他，他准会说：“这有什么？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罢了。”
这无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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