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问题。我在那时对形而上学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在后来才把我的“分界标准”扩展到形而上学。
（2）这就是我在1919年的主要思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像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
（3）我曾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震惊，即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声称他们是社会科学家）和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能把任何可设想的事件解释为对他们理论的证实。这与我的分界标准一起使我得到以下观点：只有作为反驳而不成功的尝试性反驳才算得上是“证实”。
（4）我仍然坚持（2）。但是当稍后我试验性地引入了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作为分界标准的思想时，我立即发现每一个理论对于批判都能“免疫”（这个绝妙的术语应归功于汉斯·阿尔伯特）。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免疫，那么每一个理论都是不可否证的，因此我们必须至少排除一些免疫。
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我们不必排除一切免疫，甚至不必排除一切引入特设性辅助假说的免疫。例如，观察到的天王星的运动可能被认为是对牛顿理论的否证。反之，一颗外层行星的辅助假说是特设地引入的，因此使理论免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幸运的；因为这个辅助假说是一种可检验的假说，即使是难以检验的，而它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
所有这一切不仅表明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甚至在科学方面是有成果的，而且表明从逻辑上说，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截然分明的标准。后来，在《研究的逻辑》中，我非常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引入了可检验性程度，而可检验性程度原来与内容（的程度）有密切联系，并且是惊人地富有成果：增加内容成了我们是否应该试探地采纳一个辅助假说的标准。
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在1934年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作了清楚的陈述，但是对我的观点仍然流传着种种传说。这些传说现在仍然存在。首先，说我引入了可否证性作为意义标准而不是分界的标准。其次，说我没有看到兔疫总是可能的，因此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既然所有的理论都能得到挽救免于否证，那就根本没有任何理论能被描述为“可合证的”了。换句话说，在这些传说中，我自己的结果却成了摈弃我的路径的理由。
（5）作为一种概括，借助于例子来说明各种类型的理论体系怎样与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和免疫程序有关，这也许是有用的。
（a）存在着纯粹存在性质的形而上学理论（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进行了专门讨论）。
（b）存在着类似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或类似（十分模棱两可的）占星学那样的理论。
无论（a）或（b）都是不可否证的或不可检验的。
（c）存在着人们称之为“朴素的”理论，诸如“天鹅皆白”或地心说的“除行星以外，所有星体均以正圆轨道运行”。地心说可将开普勒定律包括在内（尽管它们在许多意义上是非常精致的）。当然这些理论是可否证的，虽然否证是能够规避的：免疫总是可能的，但是规避通常是不诚实的：比方说否认黑天鹅是天鹅，或否认它是黑的；或否认不按开普勒定律运行的行星是行星。
（d）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是有趣的。正如我在《开放社会》中所指出的，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俄国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所反驳。根据马克思的学说，革命的变化是从基础开始的，可以说是生产资料首先改变，然后是生产的社会条件、政治权力，最后改变的是根本的意识形态信仰。但在俄国革命中，政治权力首先改变，然后意识形态（专政加电气化）开始从上而下改变社会条件和生产资料。为了规避这种否证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作的重新解释，使它免于遭受进一步的攻击，但却把它变成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分析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动机”和阶级斗争充满了社会生活。
（e）存在着像牛顿的或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那样的更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可否证的——比方说，没有发现预言的摄动，或代替日食观察的雷达检验得到否定结果。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乍一看来有效的否证不仅可用无聊的免疫来规避，而区也可用引入可检验的辅助假说来规避，像天王星和海王星那类情况一样，因而这个系统——由原来理论加上辅助假说组成——的经验内容大于原来系统的内容。我们也可认为是信息内容的增加——是我们的知识增长的一例。当然也存在着仅仅是规避免疫的辅助假说。它们是减少内容的。所有这一切提示，方法论规则不能容忍减少内容的策略（或者用伊姆雷·拉卡托斯的术语来说，不能容忍“退化性问题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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