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脑门儿一下子，“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道理，我看建国他是个明白人。等我得了空儿，跟他说说心里话，就好了。”
“我也得跟他说说了。”老二随口念叨着。
等爱国跟丽萍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咱们真得跟大哥谈谈了。就说咱媽那回……哦，你可也是个见证人呢……”
丽萍点点头，她知道爱国说的，就是那件无论如何也该让哥嫂们知道的事情——
親娘的骨灰盒，按规定，在八宝山灵堂只能陈放三年。过期如不领回，就由负责殡葬的机构统一掩埋。这期限，渐渐近了。
父子们都沉默着。
“还是送回老家去好。”老二只得说话了。
“嗯，可一时又没有顺便的人。”父親说。
“那……”老二沉吟起来。
“就跟我媽说说呗。”丽萍把事情看得挺简单。
“也好。”父親点了点头。
找了个合适的机会，丈夫把事情说明了；就又顺着话头，跟了一句：
“要不就由八宝山那边统一安葬了吧？”
“‘统一安葬’？淑兰是不会埋怨谁了，可咱活着的人呢？你让几个做儿子的心里怎么想？”
“那……”
“还有你呢，你又怎么想？”
“我，我……”
“先让孩子把她接回家来，等什么时候有人回老家，再送家去，不就都踏实了！”
“那……”
“还‘那’个什么呀？我说过，我是任什么忌讳也没有。我总想，咱这些活着的人，应该知心！”
“……”做丈夫的，低下了头。
几天之后，爱国，由丽萍陪着，捧着親娘的骨灰盒，进了家门；身后头跟着小四儿。
继母早已在屋里选了一处又高爽，又醒目的位置。她从老二怀里抱过那木盒，用一块净布，细细擦拭着，擦拭着，两眼闪着泪花。
爱国，丽萍，小四儿，跟父親一起，默立在一旁，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说不清，说不清那是悲，是喜，是安慰，还是……
又过了些日子，老于的老母親从山东来了。秀珍，这年过半百的继弦儿媳婦，把老婆母侍候得妥妥贴贴，欢欢喜喜。等老人又惦着自己那老伴儿，非要回去不可的时候，秀珍就打发小四儿送奶奶回山东，也就把淑兰的骨灰盒一路送回了故土。
这件事，就单说这一件吧，还不该让他做大哥的知道知道？大哥呀，情换情，义换义，你也真不该这样待人哪。
没容老二开口，继母已经在这天下午把老大让到了小屋里，给他斟上了一杯茶。
“建国，回来这两天，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你还是不大放心哪，孩子，”继母手里编织着什么，两眼却注视着眼前这个心事在怀的年轻人，“我到这家里来，图个什么？就图你爸爸他人正，心好。我又想，你爸爸当时才四十出头，早晚要再找个人陪他到老的。要是真找个心术不大正的，你跟爱国倒是都大了，可就苦了老三跟小四儿。我这才……孩子，这些年了，你要是看我待人办事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就该告诉我。我可不愿意看着你有话装在肚里，不哼不哈的，让親弟弟们也弄不明白你的心思——你说呢？”
老大顺着眼角，不吭声。
“我病了。你弟弟他们商量着，想让我休息些日子，才写了那封信。可你……”
老大还是没有应声的意思。
“可你临来，连个招呼也没打；回来这些天，又……唉，你那心思，我能不明白，孩子，你还不是疑心我这病……”
听到这里，老大反倒抬起了眼睛。
“听我说，建国，我的诊断书，就在那个抽屉里撂着哩。”
老大的眼神，微微一颤。
“那年，你爸爸还在国外。你们添了鸣鸣。我让你们把鹏鹏给我留下，我跟你们提什么了没有？孩子放在我这儿，我跟你们要什么了没有？我总是想，要是你親娘她活着，她该怎么做呢？她会怎么做，我也就仿着她的样儿做就是了。可话又说回来呀，”继母说到这儿，略停了停了，叹息了一声，“要是你那親娘还活着，就坐在这床上哩，一时顾不了孩子哩，你到家来，也这么不哼不哈地对她吗？心里头也会猜想她是真病，还是假病吗？”
老大一下子低下了头。
“你怎么猜想我，我不计较。在我跟前，你就是白了胡子，也是个孩子。可你别忘了，咱家里光是党员，就五个哩！咱要是连一家人都不能‘将心比心’，还能指望咱们办成什么大事业吗？”
“媽！”老大猛地叫了一声，“您，放心吧……”
大儿媳含着泪进屋来；把鸣鸣放在奶奶怀里，腾下手，给婆母斟了杯茶，无言地陪在一旁……
转瞬之间，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像透了气似的，全家人都跟着舒畅了。
建国夫婦动身前一天晚上，做奶奶的把鹏鹏的衣物打点了一下。光毛衣，就六七件，包的包，裹的裹，都齐整整地放在了一处。
大儿媳抚mo着那包裹，愣愣的。
大儿子看看鹏鹏圆圆的、红红的脸蛋，又看看母親的病容，也愣愣的。
临走那天，鹏鹏親了親奶奶。奶奶含泪说：
“乖鹏鹏，回去听姥爷姥姥，爸爸媽媽的话。等奶奶好些了，就让四叔叔去接鹏鹏回来，啊？”
孩子点点头，又当着奶奶的面，用眼神使劲儿叮嘱着提了包袱等在一旁的四叔叔。
“媽，您多保重身子。”老大说着，抱起了鹏鹏，别过脸去，不忍再看含泪的孩子了。
一年以后，小四儿，这位全家的“交通大臣”，又从保定把鹏鹏接了回来。直到今年“五一”前夕，孩子准备上学了，才又送回去。
有一次，建国出差到北京来，跟母親坐在一起谈家常。小四儿进来了，说有一种新样子的鞋，想买。那神气，吞吞吐吐的。母親听了，一笑，回手取出钱来，递了过去。
“小四儿，”事后，建国嘱咐小d弟，“有什么事，就跟媽直说吧。咱谁都不该跟媽再隔心了。”
“哎。”小d弟痛痛快快地应，等他把大哥这番话在母親耳边学了一遍，母親一时没有应声。
两丝笑纹，深深的，漾在她的双颊上。
啊，这笑意，是怎样的宽慰、欢欣、骄傲的流露哟。这分明是至为珍贵的心灵上的自由感与自豪感！而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这种精神境界，可绝非一切人，包括某些享有浮名和高位的人都能达到的。只有超越了狭隘的血缘联系，摆脱了庸俗的私情纷扰，摈弃了陈旧的传统观念的人，只有在新的生活、新的社会里，又能在新的意义上理解并遵循着“将心比心”这样一些朴素而崇高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去实现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样的社会理想的人——哪怕她只是个平凡的劳动者，普通的共产党员，她才是最有权利享有这自由与自豪的人。
八
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几天的采访，本来早已告一段落。可有个十分固执的念头驱使着我，又来到他们这乔迁不久的新居——我多想親身感受一下这个家庭里普通休息日的生活气氛啊。而且，请原谅，我是决心要跟这一家人“共进午餐”的。
没敲门，就听见电子琴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华美旋律和《followme》电视授课人的标准范读。
门开了，迎出来的正是女当家人。从她那副中国北方劳动婦女的质朴容貌，跟这飘出来的维也纳派的华彩乐段之间，我似乎承受了某种不和谐感。
不和谐么？有点儿。当我被让进门来，停在这单元的走道上的时候——哦，两间居室的门洞开着，很有些清风满楼的情味；而此刻，我似乎获取了一个得以环顾四周的立脚点。
京军还在弹奏着斯特劳斯的乐章。
京跃埋头擦拭着一件闪亮的绘图仪器。
爱国正注视着荧光屏上胡文中发音规范的口型。
丽萍在一边悄悄地收拾手头那摞学生作业。
飞飞咕哝着什么，在走道里小饭桌旁边摆弄他的一堆积木。
老于师傅呢，从小孙孙身边的那把小椅上站起来，迎着我，笑着；手上还拿着一张报纸，上面似乎是一篇企业管理之类的长篇报道。
我略一侧脸，那边厨房里案板上堆着红红绿绿的菜蔬，该是女当家人就要摊开的活计了。
就在这霎那之间，我感到，这一家七口，似乎是七股旋律，在各自按着各自的主调和节奏推进着每个人的生活程序——不和谐么？难免。
为了不打扰爱国他们的英语自学，我来到了京军和京跃的小房间。
一架闪着柔润光泽的案头式“卡西欧”牌电子琴，横陈在桌上。靠墙那多宝式的壁柜间，装着“索尼”牌立体声音响组合器。窗边立着的书橱里，《工业制图学》、《纺织机械原理》……塞得满满的。房间两位主人的专业特征，一望可知。
琴声中止了。飞飞端来糖果盒，丽萍送上茉莉花茶，京军和京跃含笑陪在一旁。
谈话间，我端详着老于师傅红润的面色，见他笑容里浸润着欣慰，就随口问候着：
“听说，您的老病儿二三年没犯了？”
“可不。心里净，就一档子事；工作。”
这时候，女当家人点手把飞飞招呼出去。
“听奶奶说，飞飞，那可是打完就不得病的针。跟爸爸去吧，好不好？”
门厅里传来了祖孙间轻悄悄的对话，引得我把目光也移到了那边。
孩子应着，凑到奶奶膝前，踮起了脚跟。奶奶正系着围裙，会意地笑着，猫下腰来，让孩子在自己布着寿斑的脸颊上响响地親了一口。
“回来别忘了给你哥你嫂写封回信去。”
爱国抱起飞飞，应了一声，又向我笑笑，出去了，丽萍挽着衣袖，跟上婆母，进了厨房。
这时候，京军正拣出一盒磁带。于是，勋伯格所作《钢琴变奏曲》的乐曲，在这小屋里飞蕩起来。那典范的无调性乐音，如同湖泊中无数银鳞的闪动那样，似乎没有旋律，也冲淡了节奏，只存在着某种无可言传的从听觉到思绪的感应与默契……
音乐中，京跃悄悄起身离座。原来母親正在屋门口等他哩。只见母親交给他一个提兜，又递过一个浅蓝色小本子，轻声说：
“取三十，给奶奶寄二十；剩下的就……”
京跃应着，也回头向我致了失陪的歉意。
琴声还在袅袅地飞旋着。
啊，这就是这家庭里的假日生活了。每个成员，就这样活动着，出出进进。起起坐坐，似乎没有旋律，也没有一定的节奏，表现出某种近似于“无调性”的样子——可这中间，却分明存在着心灵上的感应与默契：而就在这淳朴与华彩、古老规范与现代风格相交织的家庭奏鸣曲中，也分明存在着一根感应或默契的中枢，一条精神上的纽带，一种向心的聚合著的力量。
此刻，我多想再找个机会，能跟女主人叙谈几句啊——可谈什么呢？一时又有些茫然。我轻轻地拉开纱门，请女主人来到小小的阳台上。
啊，好爽人的清风。
“您可别怪我冒失。我想问问您，对‘后娘难当’这类老话，您怎么看？”
“说‘后娘难当’，是实话，可也是老话。当后娘的，要是按老一套去想，去做，那就没个不难；难就难在这私心难破上。可要是按新道道哩，又不那么难得不得了……”她说着，解下围裙，对齐了边角，折了折，随手搭在左臂上；又略一思索，微笑着说下去，“闲下来，我常爱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地想一阵子，我就想，真到了那共产主义，这家，该怎么个安法？我说不清。兴许马克思有过话哩。可就算进了共产主义的门槛子，生老病死也总免不了吧；这后娘哩，想必也还会有不是？”
说着，她理了理让阵阵清风拂得有些凌乱了的鬓发，又透过窗口，望了望屋里那雪白的墙壁间像框中的淑兰，渐渐地敛了敛嘴角儿上的笑意，不觉放轻了话音：
“虽说共产主义那好年月，我是赶不上了，可那时候的后娘到底该怎么个当法，就不能提前想一想，试一试？照我想，那新道道，还不是就凭着心比心、心换心么？说穿了，难也不难哩。”
此刻，我的心，被着实震动了——而就在这片刻之间，我仿佛一下子触摸到了这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在精神上相互感应与默契的中枢，心灵间彼此连结着的纽带。
也就在此刻，我如同置身于八面来风之中，顿时襟怀豁朗起来。
一九八二年仲夏，草于北戴河中海滩
作者附记：在采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有关领导王秀荣以及曾宪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从小曾同志为刘秀珍整理的题为《水rǔ交融母子情》中，也获益很多。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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