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以大兴城（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为京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皇帝生活、办公的处所，因而部署重兵，严密防卫。
隋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把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改革成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丁男（18-60岁）一律承担兵役，一方面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组织在称为鹰扬府的军府内，自备兵器，在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并在必要时执行保卫京师、宫殿，以及扈从皇帝巡幸和出征、戍守等军事任务。军府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京师附近地区。开皇十年（590），隋文帝诏令："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不包括京师所在地的关中军府。开皇十五年（595），又诏令天下禁止收藏和制造兵器，但特别指出："关中、缘边，不在其例。"（《隋书》卷2《高祖纪下》）这样规定，是在平定陈朝、结束南北分裂的情况下，使边地居民保持一定的御外能力，同时削弱内地地方武装能力，以便居重驭轻，强干弱枝，强化中央，保卫皇帝。
府兵的最高机构是依照西魏、北周的十二大将军旧制而设置的十二卫，这在隋文帝时已基本成型。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定名称，健全体制，成为一代规模。他把左、右卫改称为左、右翊卫，所领军士称为骁骑；左、右备身改称为左、右骑卫，军士称为豹骑；左、右武卫名称依旧，军士称为熊渠；左、右领军改称为左、右屯卫，军士称为羽林；增设左、右御卫，军士称为射声；左、右武候改称为左、右候卫，军士称为佽飞。军士虽有不同名号，但总称为卫士。与此同时，隋炀帝又将隋文帝时的左、右领左右府改称为左、右备身府，保留了左、右监门府的名称，与十二卫合称十六府。十六府机构设在京师。除了左、右监门府各设将军一人，左、右领军府不设将军，其余各卫都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直接听命于皇帝，总管军府。据《隋书》卷28《百官志下》所记载隋文帝时的规定，十六府的前身机构中，有不少直接负责皇帝留守京师或外出巡幸时的防卫活动，以及京师、宫殿的戍守任务。隋炀帝时依然如此，只不过机构名称发生了变化而已。具体地说，左、右卫主管"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各设直阁将军六人，直寝12人，直斋和直后各15人，负责皇帝坐朝、睡觉、用膳和休息时的"宿卫侍从"。左、右武候主管皇帝外出时的清道殿后、昼夜巡查、拘捕奸非、警卫戒严等事务。左、右领左右府主管侍卫皇帝左右，供应兵仗。下设千牛备身12人，负责执千牛刀；备身左、右12人，负责供应弓箭；备身60人，负责宿卫侍从具体事务。左、右监门府主管宫殿的门禁和守卫事务。隋文帝规定："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隋书》卷2《高祖纪下》），隋律也把"卫禁"放到首要地位。这便从军事部署、组织纪律和法律制裁几个方面，加强了中央和皇帝的治安。
官府对长安的居民进行编组，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闾，四闾为一族，分别设置保长、闾正和族正，负责基层的监督检查，维持治安秩序。居民居住区是长方形的封闭式结构，称为坊或里，都修造围墙，设置大门，由门吏按照官府规定的时间启闭。这样做的治安目的，《雍录》卷3《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解释为："隋文立坊之制，启闭有时，盗窃可防也。"《长安志图》卷上讲到京师布局的历史变迁，指出："自两汉以后，都城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那么，这种结构和管理，目的并不仅仅限于保护居民免遭偷盗，还在于把民众和中央政权区分、隔绝起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西魏、北周以长安（隋大兴城西）为国都。当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江南有南朝统治的半壁河山，北方有北周、北齐的对峙。北周灭掉东面的北齐，统一了北方，以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控制。北周末年，外戚杨坚辅佐幼主周静帝，周祚将移的命运被一些人所看到。相州（治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山东、湖北起而响应。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北齐故地。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为了控制东方，他考虑建都洛阳，但条件不成熟，及身未能解决，只好多次委派其子镇守洛阳。次年，他以三子秦王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统领关东兵。开皇六年（586），又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文帝去世，隋炀帝杨广继立。汉王杨谅是隋炀帝最小的弟弟，正以并州总管的身份驻守山西太原，统辖着河南陕县崤山以东、黄河以北的52州地盘。他对于隋炀帝夺宗当上太子并进而称帝十分不满，于是立即发动武装叛乱。在平叛过程中，隋炀帝看到杨谅"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而长安在关中，鞭长莫及，即所谓"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特别是平定江南后，中国复归于统一，"南服遐远，东夏殷大"（《隋书》卷3《炀帝纪上》），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难以适应形势。于是，隋炀帝决意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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