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预言，常以简洁的口号或顺口溜的形式出现，并配有"图"。谶纬自西汉时大盛，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曾被利用来作为王莽改制和东汉光武帝中兴的合理性解释。那么，当谶纬以隐晦的方式预言皇帝的休咎和国家的吉凶时，必然也包含着对统治者产生危害的一面。因此，隋文帝正式禁止民间私自隐藏谶纬书籍，是对前代谶纬的一次清算，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隋文帝对谶纬的深恶痛绝，不仅仅由于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更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有时竟是针对自己的。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其中重要原因是杨勇让师姥卜吉凶，预言隋文帝将于开皇十八年死去；杨勇又让会占候的人观察天象，为防止自己的太子地位被废黜，"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隋书》卷45《文四子传》）对于四子蜀王杨秀，隋文帝扬言："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事情的缘由是：太子杨广暗地制作木偶人，写上隋文帝和兄弟汉王的名字，捆手钉心，带上枷锁杻械，埋在西岳华山脚下，然后诬赖为杨秀所为，还说杨秀曾祈求西岳慈父圣母收隋文帝和汉王的神魂。杨广还诬陷杨秀"妄述图谶，称京师妖异"，并扬言"指期问罪"。（《资治通鉴》卷179）隋文帝怒不可遏，把杨秀废为庶人，加以幽禁。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诏令："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这是在处分了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刺史独孤陀行猫鬼罪行后下的诏令。《隋书》卷79《独孤陀传》记载：独孤陀"好左道"，家中婢女徐阿尼"常事猫鬼"。"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移于畜猫鬼家。"独孤陀想弄钱，就对徐阿尼说："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于是徐阿尼念咒，猫鬼去了越公杨素家。独孤陀又指使徐阿尼"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她又咒猫鬼入皇宫。后来，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都患了病，医生都说："此猫鬼疾也。"独孤陀是皇后的异母弟，其妻是杨素的异母妹，隋文帝因而认为他们是这场猫鬼疾的作祟者。经过审理，隋文帝决定将他们赐死于家，后因皇后等亲属说情，免死，独孤陀除名为民，其妻出家为尼。以前曾有人告状说自己的母亲被人畜养的猫鬼杀害，隋文帝以为妖妄不经，把告状人驱逐出去；到独孤陀事发后，才诏令"诛被讼行猫鬼家"。
诏令针对的蛊毒行为，普遍存在于江南地区。据《隋书》卷31《地理志下》记载：当地民众每年五月五日收集百种虫，大至蛇，小至虱，全部放置于器中，让它们自相吞食，把最后剩下来的优胜者畜养起来，是蛇就称为蛇蛊，是虱就称为虱蛊，然后利用它们去杀人。它们附着在食物上，进入人的肚子中，便开始吃这人的腑脏，人一死，其财产就自动暗移入蛊主家中。但如果三年内不能蛊杀他人，畜蛊者就要自遭其殃。畜蛊者代代相传，甚至有女儿出嫁而将蛊带往丈夫家的。
至于厌魅野道，也都是一些祈祷鬼神、诅咒制胜之类的歪门邪道，连同畜行猫鬼、蛊毒，全部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因此，隋文帝诏令将犯事者驱逐出境。
民间收藏和制造兵器，在官府控制失效后，很有可能成为动乱因素，危害社会安定，因此，隋朝两代皇帝都明令禁止。
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内战基本结束，形势趋于稳定，不但江南地区的武力亟待削弱，而且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风尚也须由尚武转变为崇文，以便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去维系社会的安定。在这种背景下，隋文帝向全国颁布了销毁兵器甲仗的诏令，其中有云："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民）间甲仗，悉宜除毁。"（《隋书》卷2《高祖纪下》）这里规定的执行范围，不包括负责宿卫皇帝和镇守四方的国家军队，而单指民间，无疑是从物质方面入手，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达到弱枝强干的目的。
开皇十五年（595），隋文帝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隋书》卷2《高祖纪下》）这是对上一道诏令的执行和重申。所以规定关中和沿边地区除外，是由于农民当府兵须自备兵器，而关中是京师所在地，如果一例禁止制造保藏兵器，自然收不到居重驭轻的功效，甚至会釜底抽薪，削弱朝廷的力量；至于沿边地区，还存在对付突厥等外族的入侵抄掠问题，当地百姓需要自备兵器，从事正当防卫。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又诏令民间铁叉、搭钩、小矛之类，"皆禁绝之"。（《隋书》卷3《炀帝纪上》）这里不再笼统地说兵器，而是具体到各个种类，实际上已超出了常规兵器的范围。
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隋朝统治阶级在和平时期和动乱时期做出了种种规定。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书》卷2《高祖纪下》）隋平定江南后，当地爆发过一些武装叛乱，攻陷州县，自称天子，被杨素带兵镇压下去。隋文帝所说的"弊俗"，当有这种成分在内。但他把民众制造大船所必需的协作劳动也看作是"聚结"、"侵害"，不仅予以取缔，还将大船全部搜求充公，则显得过分敏感了。
隋炀帝后期，农民为逃避沉重的兵役、徭役，或者逃亡，或者相聚反叛。为了加以镇压，并通过镇压去恐吓其他人就范，隋炀帝不断下达诏令，或云："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隋书》卷3《炀帝纪上》）；或云："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或云："为盗者籍没其家。"（《隋书》卷25《刑法志》）然而逃亡、反叛者愈来愈多。为了有效地控制住所剩不多的农民，隋炀帝于大业十一年（615）诏令全国，要求郡县驿亭村坞一律筑城，农民全部入城居住，就近授田，以便"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宅土宁邦，禁邪固本"。（《隋书》卷4《炀帝纪下》）
在农民反抗发展到武装起义的阶段，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爆发武装叛乱时，隋政权便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开皇十七年（597），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人李世贤举兵造反，隋文帝以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带兵镇压。大业九年（613），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仓反叛朝廷，隋炀帝派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等人，驰传发兵，讨平了杨玄感。后来，天下大乱，隋炀帝就赋予一些官员临时性的使命，授以"讨捕大使"的名号（屈突通、张须陀、裴仁基等都当过讨捕大使），前往各地平定起义和叛乱。但这时社会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天下扰攘，蜩螗沸羹，所有的治安措施都已无济于事。农民起义，隋官反叛，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终于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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