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之后，特别要思考的课题是中日关系。中日结盟，对包括东南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大陆诸国及南北韩等构成的"环太平洋文明"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池田：对于香港此次的归还祖国，我最注意的也是：这个归还是否在"和平"气氛中，以"磋商而获得双方同意"的形式来进行的。实际上，在有关归还交接的交涉中，过程会相当迂因曲折，有人会节外生枝，您应当有親自的体验吧！往往是，在"归还"的历史大戏中展现的华丽和表面的变化令人目眩。其实，其内里发出的光一样的历史意义，才使我们永远难忘。
池田：不久前同您会面之时，先生曾说："亚洲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可以”共荣”。这种”共荣”也好，世界和平也好，都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一点点地去做才可以成功。"不要急进，而是脚踏实地、渐进地前进，这是先生您所极力主张的。构筑于真正的"共荣"、"繁荣"的"渐进主义"，总而言之，一次、两次，耐心地坚持地对话下去，尽可能做到"有商有量谈得拢"。
金庸：适如所言。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智慧，一直强调"慾速则不达"，反对"揠苗助长"（有个傻瓜见田里的禾苗长得不够快，于是将每一株苗都拔一拔高，结果反有被拔过的笔苗都死了。）民间的智慧则是"事缓则圆"。
池田：日本也有谚语说："慾速则不达"、"一急就坏事"。想来这也是尽管世事沧桑，一种对人的劝诫，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然而，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文明有急剧的进步，却将这个智慧的重要性记得差不多干净了。如果以悠久的中国历史的广角去看的话，十年、二十年这样短的尺度是不足以作出判断的。而以一百年大计、二百年这样长的跨度来考虑事情，正是对这种伟大智慧的心领神会。戈尔巴乔先生在同我的对谈中好几次也这样强调：这种"渐进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导致东西方冷战的终结，积极地推进"新思维外交"，特别在心里头对此异常看重的戈尔巴适时夫这样说道："我们是在国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为了事物的进展，不应采用以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急进主义"，而必须选择以"对话"为"武器"的"渐进主义"。
金庸：我对此深表理角。世界和平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一点一点推进之外，别无他法。
池田：只有人，才可以对话。在对话中解决问题，这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注意到的。有时在复杂的图式前，人会忘记明明白白的道理。那种时候往往就摒弃"复杂"，一味"单纯"地来应对。我同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对谈，以"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为题。这位苏联最后共产党书记清醒地强调，二十世纪在"人柱"（译按：即人类历史里程）上留下的最大教训是：与纳粹主义并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就是苏联型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急进主义"之恶。"渐进主义"不就是送给二十一世纪的"安定之轨道"、"向上之轨道"吗？香港人与中国人，事实上已在这个轨道上印上"历史的一步"，我是这样来看此次香港之归还中国的意义。
金庸：确实，只能"循序前进"，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循序前进，便会招致巨大的损害。中共在五十年代年期所推行的"在路进"，就是"不根据实际情况"，不"循序渐进"而造成重大损害的最近例子。中国的生产如能"超英赶美"，当然极好，但在特定时期中的实际条件下，能做得到吗？香港"民主派"的领导者口口声声批评毛泽东，但他们的政纲，却采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式"。死抱教条的悲剧必须停止
池田：这里冒昧地举出您在《明报》所说的一段话：与现实状况不相称的、欠缺灵活性的思想就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列主义教条曾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脱离现实而死抱教条的悲剧——这也是我和戈尔巴乔夫先生意见一致的放题。不是以"人"为标准，而是以教条来裁判人，这样的愚昧是不容许再重蹈覆辙的。教条不外是人一手制定出来的，而"人"却被"教条"的教条性所裁判。这种悲剧非停止不可。
金庸：如此说来，使我想起在池田先生的著作里，在说到有关"思想"时曾这样论述：离开具体的人，以"抽象化的思想"独虽于天下，反而会发生予人伤害的不幸情况。总之，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也为世界，不管有否利益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幸福总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识形态"更为重要。那确是真知灼见。
池田：对于您的"通感"我深为感激。"抽象化的思想"独尊一时的话，其结局也是从忘记了应该同情"人"而开始的。
金庸：以对话而不以武力为手段来解决国际纠纷，是池田先生与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过去对谈中所十分强调的原则，我衷心赞成。最近和先生通信，谈到近日来引起广泛注意的"犯错误鱼台群岛的主权问题"。先生回信中赞同我的主张："关于犯错误鱼台群岛主权认属问题，中日两国应和平商谈，谋求协议，双方不应采取片面行动，以致损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如果一时元法达成协议，就暂时搁置，将来再谈。双方可以合作开发群岛附近的自然资源，合理分配利益。"十分感谢先生认同我所提出的意见。语言而有信是人类的特征，不会对话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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