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大作对邓小平的逝世都提出自己的看法，随之忆述战争年代，回顾年轻时的岁月与志愿，以至日后的种种发展。
池田：跟金庸先生进行第四次对谈的四日后（1997年2月19日）建设中国重大发展基础的邓小平先生突然逝世了，享年九十三岁。早前听闻他近年来身体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不过九十几岁的老人家，年寿终究会有时而尽。我也很理解中国人民此刻都很伤心悲哀。
金庸：被誉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离我们而去，那确是无比重大的损失。幸好整个完善的方案已设计完成，适当而能干的营造师、工程人才也都已选定，主要工程已顺利进行了一段时其，以后继续根据方案施工就是了。施工者千万不可混乱，自相争吵，任意改动方案和蓝图，只要稳定工作，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个伟大的工程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设计及建造起来的，以前，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进展顺利，前途乐观。相信这就是邓先生的伟大之处。
池田：我曾跟邓小平先生见过两次面（1974年12月、1975年4月），我不能忘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邓先生谈及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他说："中日之间有二千年以上的交流历史，不愉快的期间只有接近一百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不单只是中国人民，也包括了日本人民。"他不是以"中国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本位来看待问题，而是本着不管任何国家，也站在该国人民一边的人民立场这份中国的睿智来看事情，真令我叹赏不已。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最后演说中呼吁"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被压迫的民族那一边！"我相信周、邓两位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和邓先生第二次见面中，交换了有关日中友好条约的意见。那时候，邓先生直率地说："中日两国不单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不该要求霸权。"换言之，大力要求加进"反对霸权条款"是中国的立场。在那数年之前，我在《人间革命》一书中曾主张："日本应该与以中国为首的地球上所有国家缔结和平友好的条约。"两国人民都期待的友好条约的缔结，在我跟邓先生对话后的第三年才达成。金庸先生第一次跟邓小平先生见面是1981年7月的事吧。
金庸：对。是1981年7月18日，我记得曾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
池田：尤其是；邓先生曾问："新闻界对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呢？"金庸先生直率地向他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相信这是发自担心"香港未来"的发言吧！所在地为了消除大家对将来的不安才说："不轻易改变政策。"是为了民众的将来，先生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先生也回说："确是这样。"文豪与大政治家迸发火花的对话，正是一幅名画般的场面。金庸先生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关于《基本法》的制定，邓小平先生也给了不少的指示吧？邓小平十分重视《基本法》
金庸：我说"希望中国目前的政策能长期维持，不要改变"，主要是指中国当时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言，而不仅是指香港政策。邓先生对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十分重视。我们《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们第一次到北京开会，邓先生就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接见全体委员，并和大家共同照了相。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原则，就是邓先生设计和制定的，这原则具体地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又根据这些原则而制定《基本法》。可以说，香港即将实施的《基本法》，是邓上平先生一手親自制定的，我们这些起草委员，只不过将之写成法律条文，再加上一些具本内容和实施细则等等补充条款而已。
池田：可以说，香港《基本法》这座大楼也是建于邓小平親手巩固的基础上的！然而刚才谈到《中英联合声明》，两国间的谈判虽然花费颇多时间，但邓先生所提出的原则，意外地被英国全盘接受了。
金庸：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谈判的确为期颇长，但所花的时间，主要是用在斟酌文章的字句、字眼等等方面。中国提出这样合情合理、顾全大局的各种原则，英国人听了不禁喜出望外，意想不到对方的提议居然比自己可能期望的还要好得多。香港会像解放初的上海吗
池田：英方最初是怎样想的呢？
金庸：他们想像，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管香港之后，当然会像对上海、天津、广州那样的治理，从北京派来"港督"和全部政府官司吏，将香港的在小企业都收归国有，由政府管理，废除原有的全部英国法律，改采中国法律。法院、法官、律师等等司法制度全部改为中国式。宣布港币无效，改用人民币。英国人投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都归中国国家所有及经营，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居民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等都将受到限制。哪知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后，在香港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不变，同时由本地居民自行选举而产生政府，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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