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谈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报》及《圣教新闻》的办报理念，从宏观角度讨论了言论的职责与勇气，又畅论了师徒之道及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寄望。
池田：听说先生您是在1948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
池田：我曾去过杭州一次，那是在我第二次访华时的1974年去的，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盛贺杭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水都。
金庸：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相当不错而得到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
池田：我曾听过先生您初入香港时的一个小揷曲——您满怀高兴登上由上海飞香港的飞机之后，途中才记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钱港币也没带，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潘公弼先生见您的样子有点异祥，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如实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给您十块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后能搭船过海，到报社去报到……（笑）这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揷曲，可说是与先生富有戏剧性经历的揭幕相配称的揷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想不到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达五十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过的上海相比较，那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不过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池田：我也十分喜欢香港人，在香港，时时有一种"温暖的人情"的感觉。您曾以"香港无宝，自由即宝！"来撰写《明报》的社评，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您从小就热爱"自由"，具有对权力与权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与您作为"自由人"这种气质十分合适吧！明报的创刊和编辑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親手创刊的《明报》，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光隂，已经成为"言论的重镇"而闻名遗迩。1959年5月，《明报》以只有四名员工而开始踏上征途，当时有人就认为，经营不可能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办不了多久吧！""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等等。上回谈话时，我曾说及我曾在恩师所办的出版社工作，后又有与恩师－齐创办《圣教新闻》的经验。竞争激烈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业啊！况且，您一身二任地善处业务匀编辑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个中辛劳应有深刻的体会吧！
金庸：贵会的《圣教新闻》创办于1951年，比《明报》早了八年，但贵报如今已成为贵国的第三大报，每日的发行量以数百万份计。《明报》和贵报相比，销数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再过八年，也决计追不上。（笑）不过两家报纸都是从零开始，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而逐步发展。香港人口过去三四十年间从二百多万人增到五百多万人，《明报》的销数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铭感不尽！我的恩师谈判《圣教新闻》时常常说："愿能在日本人中流传"。而我将心比心，今天更下定决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传”，您的这番话正给我们希望努力办好报纸这一目标以极大的鼓励。
金庸：我们两家报纸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户田先生强调报纸的言论必须"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親近共产党，也不親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池田：我的恩师确实十分强调"言而有信"，这就与您上述的《明报》的编辑理念相通，可谓"殊途同归"。《圣教新闻》与《明报》是风格个向的机关报，我认为这份报纸与其被视为一份宗教团体的机关报。不如把它置于"人的组织"的机关报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庐轩（y，menuhin）先生作过对谈（l992年4月）。他曾问我："作为佛教的不出家成员的团体的创价学会，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秘诀是什么？"我大致向他解释道：当然要严守教义，"无论身处何处也以”人”为中心"。不是"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进"为人的宗教"的运动！我曾说过，以信仰为根本来扩入开放"人本上义"的网络，换言之，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吧！《圣教新闻》是"人的机关报"就是这个意思了。先生对《明报》制汀的"报训"是什么呢？金庸：我特别提出两句中国古代的名言成为报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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