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在北京读书的一帮子小老乡中，应天明比我要低一届，他是一九七八年夏天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都未免过于风发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总有点“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激情多于思考，漫多于现实，稍不留神又会陷于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夹档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头烂额，苦恼重重。与如今这些更加年轻更加潇洒的大学生比起来，反显得我们要幼稚和迂腐得多。总之，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属于责任心太重的一群人，遇事便总不能想得很开，总是为自己设置陷坑而后又钻进去挣扎。我们活得似乎有点太累。
一九七九年，我在校团委文化部和系学生会当干部，负责一些文艺演出啦、电影啦、黑板报啦、讲座啦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精力充沛，乐于为公众服务，乐于出头露面显示自己的办事才能。我甚至会为了公平合理地分发一把电影票子，在男女宿舍楼里跑上跑下，跑出一身大汗而觉得无比快乐。如今我可是再没有那样的热情了，反觉得出头露面会使我痛苦，倒是缩在家里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才安逸。那一年跑办事的结果，是在期末被评上了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光荣称号。那本红塑料皮儿的荣誉证书，至今还躺在我书桌的某个抽屉里。
物质的奖励也有。那一个暑假，全北京市高校组织了一个“大学生暑期夏令营”，规定只有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可以参加。
夏令营的营址是北戴河。这是个令人神往的海滨避暑胜地，只是那时候远不如现在这么时髦、拥挤、热闹。
凌晨四点钟，有人在窗下大声喊我的名字。睡眼惺松跑出楼门的时候，看到一天的繁星闪亮，只东边有些微的白，仿佛那边的树丛楼屋下面躺了颗巨大的夜明珠，它的柔和的光亮映白了天空。晨风很凉，出了楼门我很快变得清醒过来，小跑着奔向饭厅集合，背上的壶茶缸之类丁零当啷直响，很快我们大家都挤进两辆校车里，赶到城郊的某所学院。从那里将有预先订好的庞大车队把所有营员送往北戴河。
到底那是个什么学院，我已经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了。记得起来的是在等候发车的当儿，学院办公楼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各校学生。似乎还发了早点，面包抑或花卷，由各校领队去领，一筐一筐抬了到队伍里来。天已经有些亮了，楼前的一排白杨树在曙中异常清秀美，树叶摇晃着发出令人喜欢的宏获的声音。场上开始有用功的学生兜着圈儿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地、旁若无人地念出一些外语短句和单词。这情景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小，学生居然站在场上念外语！
后来我把行李交给别人看管，独自一人在楼前前后晃荡。到都站着一群一群的学生，男的大都是灰的确凉裤子，白尼龙丝衬衫，咖啡塑料凉鞋，朴素得近乎寒酸。女孩子们穿裙子的也不算太多，仅有的几条均彩暗淡，半新不旧。那时候在大学里，讲究穿戴是一件令人可耻的事情，人们以不事修饰为荣，以不拘小节为荣。我就在这样一群灰暗的人圈里穿行，随意打量着他们身上佩戴的校徽，清华大学、医学院、外语学院、钢铁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学院……我在电影学院的圈于外面停了片刻，好奇地琢磨这些未来导演和演员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他们中也有斜过眼睛，盯住我前“北京大学”的检讨。我矜持地笑笑，扭头走了，我进了办公楼，无所事事地一个门一个门探头去看。每个门里都坐着人，是戴红校徽的领队们，他们也正在三五成群地闲扯。我顺着楼道一直走进尽头的会议室。那是一间宽大无比的房间，铺有红地毯，白尼龙的落地窗帘在晨风中飘飘拂拂，满房间飞舞，几乎有一种梦幻的、虚无的意味。窗帘下面挤了一群学生，不知难说了一句什么有趣的话，突然地爆发出一阵哄笑。那白透明的窗帘就在他们头顶和身边飘拂缠绕，使我觉得仿佛是电影里才有的一相画面。
就在这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忽然从窗台上跳下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三步两步蹦到门口。其余人都一齐回过头，惊讶地朝我打量，似乎有点恼恨我破坏了他们的兴致。那个热情洋溢朝我奔来的学生矮墩墩的个儿，皮肤黝黑，一双眼睛机警而且灵活，上嘴很薄，下嘴稍微有点厚，笑起来甚至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显得又憨厚又狡猾。整张面孔给人的感觉是生气勃勃，大大咧咧，热情爽快。
“啊，你看，到北京都一年了，这才有机会见到你。”他笑嘻嘻地说，伸出胳膊想来跟我握手，又终于没握，转而举到头顶摸了摸剪得短而直的头发。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一口说得极快的家乡话和他前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徽使我判断出他就是应天明。我们家乡考到北京来读书的人就这么几个，谁在哪个学校彼此都知道的，只不过北京太大，新来乍到又摸不着地方，平常彼此极少联系。
“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见我反应不够热烈，又说，“我跟你弟弟是一个单位的。我们是好朋友呢。”
我到底想起来了，我们应该是见过一面的。那时候他和我弟弟桦都在文化馆当临时工，他们曾经排演过一出很不错的歌剧，我去看过一回。那天他拉着一只手风琴给桦吊嗓子，也是这样笑嘻嘻的，一副快快活活知天知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