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他的学分又难乎其难。”
“这个老师最讨厌我们搞这份杂志。因为前两年我们杂志介绍他的课学分容易得，从此上他的课的学生变得人山人海。”
“他上课就是从头到尾写黑板。一学年下来得用好几个笔记本。如果你平常总不来上课，想到临考试前抄别人的笔记，那可够你呛！上他的课，你趁早老老实实回回不落地听讲。”云云。
我一边翻看着一边乐个不住。真不愧为“信息社会”。什么都离不开信息，而你走到哪儿居然也都能得到消息，上学都不例外。校园里抢阅这本杂志的人真是“大大地有”！可是据我看，出这本杂志的也好，争着读这本杂志的也好，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探索一条通往毕业的“捷径”。即，学得不费劲，又能得学分，同时还别太枯燥。正因为这样，它在介绍每位老师时，都一定先告诉你，他上课点不点名，一年考试几次，给分是松是紧，甚至抬出了所谓东洋大学的四大“圣人”老师。
回过头你再到各间教室里去看看“风光”吧：凡是名字底下被印了重惊叹号，大爆炸图的老师们，他们的课堂准是一派萧条，冷冷清清；反过来，被印了闪光的a字，香烟头儿，笑脸的老师们，则该为学生们狂潮般地蜂拥前来而连连叹息了。
“旷课”这个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什么好词。可到了东洋大学，我发现“旷课”在人们观念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节课迟到，那节课旷课，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不少学生之所以精心形容《校园小路》所提供的消息，之所以特意选择某些老师的课，其目的干脆就是为了能旷课。比方说选修松冈老师的政治学课的学生特别多，近一千人。其中光是星期四下午第二节课就有四百八十多人上。而人们涌向政治学课的原因，只是由于听说松冈老师是一位对学生心慈面软的“圣人”而已。既然是上“圣人”的课，也就是说我爱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刚开学那一阵子，四百多人的大课堂简直热闹得象开了锅。可是既然本来就没打算好好听课还不如索性不来。于是上课的人数一回回地减少。四百多人减到二百多，二百多人又减到一百多，一百多人减到五六十，直至三四十，二三十。现在每个星期四下午第二节的政治学课堂上，那巨大而堂皇的梯形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再也超不出二十五个了。
但是有一些课是要考勤的，特别是那些与专业有关的科目。这么一来，总旷课不行了，于是就卡着老师规定的最低限度旷。比如我们的英文老师一开始就声明了：“一个学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课没来听的人，考试成绩算不及格。“有些学生便动脑筋了，如果一个学期共有三十节英文课的话，我只要旷课不超过十次就问题不大。上英文与我同座的一位男生就是这样。他总旷课。我提醒他“你老不来，小心留级！”他却胸有成竹地回答：“没事儿，我还可以旷两次呢。”说完掰着指头算了一遍：“对对对，没错儿，至少还可以旷两次，旷再多就危险了。”
遇上实在不好旷的课，那就迟到。赶在老师点名前或正点名的当儿进教室。尤其是每天早上的第一节课（9：00-10：30），能不旷课又不迟到的人实在是极少数。就拿每个星期五早上第一堂课的“国语史”课来说吧，这是我们国文学科的专业课，按说是必须出席的。但教国语史的老师每次都是打下课铃时才点名，学生们便大摇大摆毫无愧色地迟到。
有一天，我特意在这堂课上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出席情况考察，国文学科应当出席这堂课的实际人数本是一百五十人。
早晨9点整，打上课铃时，教室里人数为十四名。
老师9点10分进教室。这时教室里人数增加到二十六名。老师开始讲课。
9点20分为止，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四十二名。
9点30分为止，又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五十八名。
9点40分为止，又进来了四人。于是教室人数达到六十二名。
10点整为止，又进来了六人。总人数达到了六十八名。
10点20分为止--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又进来了七人。教室人数为七十五名。
10点30分，下课铃打响，老师开始点名。这时又有四个人钻进来。把他们也算进去，这堂课的出席人数共为七十九人，为实际应当听讲人数的二分之一。而其余二分之一的人干脆不来，旷了！
我曾以为只有私立大学才有这种迟到旷课的现象，结果一问，国立大学也照样如此。只不过没到此种程度罢了。
既然费了老大的劲考进大学，必然有所求。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到大学来究竟图的是什么呢？考查了一下，答案不外乎三种：
一曰：不愿意刚从高中那严格的学习环境中解放出来，就又跨入辛辛苦苦的职业生活中去。想趁着年轻，精力旺盛而又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好好轻松轻松，痛快痛快，自由自由，所以就来到了大学--上大学为了玩儿。
二曰：希望将来能找到较为理想的职业--上大学为了拿文凭。
三曰：因为对某门专业感兴趣，想掌握这门专业--上大学确实为了学东西。
事实上，单纯抱着玩儿的目的上大学的青年在全体大学生中占着相当惊人的比例，而且他们谁也都不掩饰这种想法，因为压根儿就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不好。
我曾问过跟我同在味道园打工的拓殖大学学生石冈：“你脑子这么好，怎么不考更好一些的大学而进了拓殖大学呢？”
“我不想学习”，他回答得极痛快：“就是为了参加拓殖大学的拳击小组才上这个学校的。”
“那上课呢。”
“没时间。又要训练又要比赛，忙都忙不过来。”
类似这样的回答，你可以从周围一个又一个大学生口中听到。甚至于说得更直接了当：“要不是为了玩儿，我就找工作赚钱了。何必要上大学！”
难怪他们成天迟到旷课，还挖空心思找所谓的“圣人”老师呢。
为文凭而上大学的人也相当不少。比起前一种人来，他们的眼光倒是远一点，看到“将来”了。而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业而已。
什么样的职业理想？不用说，是能赚大钱的，或工资既高又稳定的。
做买卖能赚大钱，但那需要一系列充分的条件。而且得拼老命。万一搞不好还可能落个倾家蕩产。当医生，作律师收入高，但必须通过一场场难度极大的考试，一般的人望尘莫及。到大公司大企业当职员，收入比一般公司高，然而狼多肉少，竞争激烈，很难进去。到小公司当职员，工资低，工作辛苦还不说，而且缺少安全感……于是乎，一项被认为最理想的工作便成了当老师。
东洋大学的学生中，特别是文科专业的学生中，十有七八是宣布自己想将来当老师的。起先我很吃惊，以为他们真的都对搞教育感兴趣，或喜爱孩子。却原来是因为老师这个职业比其他待遇优厚--工资比一般职员高，工作又稳定，有寒暑假，福利多。同时，在社会上能受到相当的尊重。
“你以为那些玩儿命考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的人都是为了上那里去钻研学问的吗？”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老实说，在我们这里，真心钻研学问的人不如你们那边多。人们争着进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就因为从那些地方毕业出来，能得到比别人好得多的社会职业。不信你去问问，日本那些最厉害的大公司企业乃至政府高级部门的大门，哪个不是对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大敞开的呢！”
至于那些纯粹是抱着研究学问的目的上大学的人，在全体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简直就少得寥寥无几了。
确实，日本人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与在大学上学的他们，面貌完全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稀稀松松，吊儿郎当。但凡一从事工作--就连打工也包括在内，便立刻变得严肃，认真，尽心竭力起来，与在学校的那个“他”判若两人。瞧，我们味道园的大学生们上班从来不迟到，有病也不请假，干活儿没一个溜尖打滑。可一说到上课，一个个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动不动就宣布“明天不去学校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想来想去，还是特定的社会经济规律决定了这一切。可不是么？上大学，我是付学费的。既然交了钱，我便也就有了支配一切的自由。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旷，无所谓吃亏不吃亏。可是干工作呢，我是去挣钱的，迟到一分钟，少掉的就是一分钟的钱。干活吊儿朗当，人家二话不说就请你抬脚走人。那问题可就严重了。这里，饭碗等于一个人的性命。得到一个理想的饭碗谈可容易！而要保住一个理想的饭碗又谈何容易！不拼命不行！所以，没有谁不是拿着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虔诚态度对待本职工作的。
这也叫存在决定意识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二三十年来的经济飞跃却带来了意志的大衰退，物质的大繁荣却造成了精神的大贫乏。如今这些十八岁的青年们，他们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物质生活，科技水平，信息条件和教育设施。然而他们的胸怀里只装着自我，他们的奋斗目标只限于满足个人经济上的需求。无所谓事业心，责任感，奋斗精神，更缺乏顽强的意志，成熟的思想，热烈的情怀。他们只懂得“实际”和物质，却不懂得何为理想与精神。可以设想，如果四十多年前正处于日本战败初期的一代日本青年也同现在的青年一样的话，日本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这般昌盛的地步。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深信中国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因为我们的祖国拥有比日本多得多的有志青年。他们关心着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们自觉地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他们正在奋发，努力，前进……
日本国旗上那轮初升的朝阳，现在该不是正在渐渐地，渐渐地夕阳西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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