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途脱离，所以要想用阶级联盟的政策来贯彻革命目的，只是痴人说梦，这不但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的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明确的〔向〕广大群众指示这一革命的前途，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彻底完成这一革命；倘稍存游移顾忌的态度，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的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便是党跟着群众后面跑，变成大革命斗争中的落伍者。所以像你们这样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但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盲动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之另一种形式，过去盲动主义为害之深，全党同志那一个不深深的感觉到，现时中央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仍旧是当时鼓吹并实行盲动最力者，尤其是李立三之在广东，蔡和森之在北方，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自己的及党的真诚性？现在你虽然口头上反对盲动主义，实际仍旧和从前一样，以过分的估量革命高潮为前提，实行盲动政策命令主义。你们头脚颠倒的意见，在革命高潮中都主张以民主主义革命为限，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反不主张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使民众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使党不至脱离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你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促进革命高潮，而是离开了民众现实的政治斗争，天天梦想革命高潮；并且仍然采用盲动主义的政策，不断的命令同志（党中最勇敢精锐分子）机械的按照各种离开民众要求的厂史纪念日，孤露的放在街上示威，而没有一点党外群众掩护，使党内党外的群众都感觉着这样连续不断的示威（实际是示弱）实际上没有一点出路，像这样必然要一天一天脱离群众，一天一天削弱党的力量；像这样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
领导机关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只有党员群众对于党的政策，合法的讨论，无忌惮的自我批评，方能够把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纠正过来，才能够使党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党的真诚性；而你们只知企图掩蔽你们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箝制一切同志对于你们的意见不同的发表与公开的讨论。你们口头上也说容许讨论，而事实上是采取了审判方式，由中央派代表到下级党部，提出问题审问同志们是否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同，如有不同的，马上就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讨论的议决案，也是先由上级机关做好带来交党员通过，这样还要讨论做什么？还要议决做什么？最近你们给我的信，也是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已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并且希望因此敲开党员群众公开讨论的门，其结果将能够比我的意见更能把党的政治路线根本改正。你们屡次回答同志们的质问，都说必将我的信发表讨论，事实上迁延了几至两个月还不曾发表；并且突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藉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觉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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