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在西苑饭店的大门口见到廷洪。
“你是潘红旗吗？”
“是。”
“真是傻帽儿！”
他说她不知道在大堂等，而是站在大门外的毒日头底下。这样的天气，阳光下的气温有60度吧。你当这儿是你们ｓ市吗？廷洪二十八、九岁，典型的北京小伙，儿，操着傲慢的懒散的心不在焉的北京腔，这腔调听起来就像天大的事情不在话下。走呀！进来呀！
红旗随廷洪进了大堂。这里确实凉，就像跳进凉水里。这些国外回来的人会找地方。红旗给他打电话，说去拜访他，不方便可以到她舅舅家来。廷洪问过她舅舅家的地址就说，到西苑饭店见吧。舅舅家在西外大街，不远。
“红旗，咱们吃饭还是随便喝点什么？”廷洪摆出东道主的架式。
“不，不吃饭。”
才十点多钟，怎么就吃饭呢？再说头一次见面，好意思让人家请客？
“甭跟我客气。这儿有自助餐，不错。”
他说“不错”，听起来是凑合，将就，马马虎虎。北京人就这个派头。
“真的，不饿。”红旗说。
“那咱们这边坐！”
他们在酒吧坐下，小姐立即过来。
“要点什么？”廷洪很热心，带着北京人的优越感的热心，因此显得更加热心。他把酒水单递给红旗。
“要个冰激凌吧。”
红旗特别爱吃冰激凌，大饭店里的冰激凌想必不错。不是廷洪嘴里的“不错”而是真的好吃。于是点了雪人和冰咖啡。他们先说了一会儿闲话，她问廷洪啥时候回来的，为啥不去了，暂时不去还是再也不打算去。然后红旗问他们在东京的生活。雪人真是好吃，难怪卖到40多块钱。
“廷洪，佟同咋样？”
“他挺好。”
“三个多月没消息了。”
“是吗？”
“咋回事儿？打电话打不通。”
“那是搬家了。你别着急，他没事儿。他会给你打的。”
“你回来前见到他吗？”
“咳，他这人很受日本人赏识，他是出差最多的，经常不在东京。”
接着廷洪说起东京的生活，他的话吓了红旗一跳。
“无聊。”
原来他是说东京的生活太无聊，在那里一切都方便，就是枯燥、烦闷、压抑、无聊。搞计算机说起来挺神，一天干下来头晕眼花。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停地算，不停地画图，就是个操作工。不光是打工仔，日本人的生活也很苦。日本人是工作狂，晚上九点钟到银座、新宿，那些大写字楼仍是灯火通朋！不光是累，还有压抑感。你如果和一伙日本人吃饭，其中有一个当官的，比如说是个课长，于是别的日本人都不说话，只听课长叽哩呱啦。第二天来个部长，部长开始说，课长和其他人噤若寒蝉。日本人“哈衣”“哈衣”的点头哈腰也叫人受不了。
“你们也那么累吗？”红旗问。
“我们没那么累，没那些活儿！就是受气。我不想干了，我看佟同干得挺欢。你们东北人，当过亡国奴，受惯了。”
他是不屑的鄙夷的神情。
“佟同不惯。”红旗说。
“不惯他不回来？他最少还得干三年，把钱挣足。也许就呆下去了。你什么时候去？”
“十月份吧。”
“你快去吧，找点受气的活干。”
“我看看就回来。”
“那可不行！”
“咋的？”
“哈，我就爱听你们东北女孩子说‘咋的’。”廷洪喝干了他的冰咖啡。“我看佟同不会回来了。红旗，你要不就在东京呆下，要不就另打主意。”
“你这是啥意思？”
“啥意思！都是年轻人，谁能熬得住？自己琢磨吧。”
“佟同不是那样人。”
“人？人都会变！”
红旗低下头。
“你还想问什么？”
“佟同给我捎啥了？”
“没有。我回来时候他不在东京。”
廷洪付了钱，然后和红旗道别。他说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红旗还想问点什么。算啦，别再问啦，这种北京人，好像活着就是为了训人的！
红旗从西苑饭店出来，到部里去送资料。这里离建设部只有几步路。她到了科技司，放下一份资料，拿了几份资料。临走，她问了施工企业协会开会是在国谊宾馆。不知道国谊宾馆在哪儿，就是知道，还能到会场找陶总吗？顶多打个电话。再说陶总是忙人，哪有功夫玩呀！不过是客气话吧。昨天部里的汽车来接陶总。陶总叫车先送红旗到舅舅家。下车陶总也没说啥。
还是逛唱片店吧。
红旗从西城的唱片店逛起，一边逛一边打听。她原来只知道王府井北口的外文书店和八面槽的音乐书店两家唱片店，还有离舅舅家不远的新街口的唱片店。谁知北京的唱片店一下子冒出几十家，逛都逛不过来。许多个体唱片店门面不小，态度好价钱便宜。红旗午饭也不吃，逛一家店，出来吃个冰激凌，逛了七、八家店，吃了七、八个冰激凌，买了20多张唱碟，出了一身汗。她最近喜欢上印象派音乐，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拉威尔、巴托克。美国人格什温虽不属于印象派，也是现代音乐先驱。他的爵士交响乐《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美妙极了！emi公司的这张斯特拉文斯基，卖180元，是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春之祭》和《火鸟》。德彪西的自称为“嬌宠的小女孩”的《大海》和被称为“配器技巧的伟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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