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坐在音乐厅门口的台阶上。她进不去，没有票，票在陶总那儿。音乐厅是朝北的，坐在台阶上挺隂凉。拿出化妆盒把自己整理一遍。裙子上的污渍擦不掉了。陶总还说漂亮呢，真丢人！简直成了个丢三拉四乱七八糟蓬着个头哭丧着脸傻乎乎脏兮兮的小姑娘。梳梳头抹抹脸，再对着小镜子仔细照照。整过妆她又拿出唱片看。进口唱片的包装也漂亮，加了激光防伪标志，拿在手里感觉就不一样！心里舒坦！设计典雅色彩明丽又有她崇拜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的照片，看这些唱碟就是一种欣喜一种激奋一种满足一种享受。现在盗版片多起来，一张盗版片子只卖十块钱，放在中档的音响里听，简直听不出来！红旗的音响是高档的，tannoy嘛！它是低失真的，它是高讯噪比高灵敏度高解析力高透明感的。好音响就是这样，放进宝贝唱片就是宝贝，放进垃圾唱片就是垃圾！红旗不买盗版唱片，一律原装原版货真价实高档次高品味高价格。
“红旗！”
呀，陶总！陶总站在她面前，这么早来了，还差半个钟头呢！她连忙站起来，糟糕，怀里的一大堆唱片劈里叭啦稀里哗啦掉在台阶上！
“陶总，你看你！吓人一跳。”
陶总弯下腰拾唱片，红旗连忙抢了去拾。陶总拾完唱片哈哈大笑。
“还笑呢，都怪你！”
“怪我怪我，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摔坏了！”
“盒子摔坏点不要紧。”
唱片都塞进背包裹，也不管高档次高品位高价格的唱片摔没摔坏了。
“陶总，你咋过来的？”
“打的士过来。”
“侯主任呢？”
“他？他听不懂音乐。”
陶总换了一件白色的ｔ恤，头上冒着汗珠。他今天是平民化了，不带随从不坐官车。他也打“面的”吧，要不然一头汗呢！陶总又哈哈大笑，原来看见台阶上的一堆东西。他拿起洋娃娃。
“给乔乔买的？”
“嗯。”
“多少钱？”
“五百多。”
“好家伙，一个布娃娃五百多！红旗会花钱。”
红旗挤挤眼睛，她爱逛商店，爱吃冰激凌，爱花钱，今天算是满足了。陶总帮她拎着东西走进音乐厅。红旗买了两张节目单。他们找到座位，是第八排的好座位。他们是最早进来的听众。上大学时候到音乐厅来过，好多年了。那时候音乐厅刚建成，是由电影院改建的。现在的样子和那时候不同，大厅是淡黄的色调，明亮的灯光把舞台照得一片灿烂，天棚是各种形状的吸声板遮声板反射声板，还有一条一条金属管子，像是抽象派的雕塑。红旗没有出过国，她想现代音乐厅的装饰大概是这样子吧。
“陶总，有罗西尼的《威廉·退尔》。”红旗指着节目单说。
“大戏是老柴的。”
是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陶总管主要节目叫“大戏”，管柴可夫斯基叫“老柴”。
“你喜欢老柴吗？”红旗问。
“喜欢。
“罗西尼呢？”
“喜欢。”
“你最喜欢谁？”
“当然是贝多芬。”
陶总是英雄主义的，所以喜欢贝多芬，尽管他在火车上说了哀怨的话，他还是英雄主义。罗西尼也是英雄主义，罗西尼是华丽的英雄主义，贝多芬是苍劲的英雄主义。陶总是后者，他不喜欢华丽。
“陶总，你知道这个小提琴独奏，叫李明的吗？”
“不知道。”
“你连他都不知道！现在可火呢！”
“我是落伍的，时髦的事一概不知。我知道指挥，60年代我就看他的演出了。”
“韩中杰，这谁不知道！”
“红旗，好久没这种享受了！”
陶总的感叹发自内心。他这个大经理当得太苦了！
听众陆续进场，但是人不多，肯定坐不满。
“陶总，中央乐团这两年不行了。乐器不行，没钱买，人走了不少，好多角儿上国外淘金去了。就像你们东建，人才大大地流失。场场都有跑音儿的，我看报上还批判呢！”
“批倒批臭？”陶总笑了。
“是批评！你别挑我，我经常用词不当。”
红旗觉得在陶总跟前有一种畅快的感觉，想说啥就说啥，想咋说就咋说。
“中央乐团也像东建一样？不会吧，不至于垮台吧。”
“东建也没垮台。”
“搞不好会垮台的。”
陶总老是说这个。他是企业家，不是音乐家，也不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他是到这里来休息的，可是他忘不了他的东建。红旗侧过头看看陶总。
“别说你们东建啦！”
“是你说的。”
陶总变得年轻了，就像和红旗的年龄仿佛，不，比这还小！他们都比这还小，他们都变成小孩子。
铃响了，音乐厅里一下子坐满了人，起码有八、九成，在ｓ市，不会有这么多听众。ｓ市也是大城市，也有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洋玩意儿都有，就是没有观众。北京到底不一样！唱片店里的人说，北京是严肃音乐热。“严肃音乐”，咋起了这么个名儿？听起来吓人！古典音乐就没有轻松活泼的？就没有幽默荒诞的？就没有狂放刺激的？激起情慾的也有呢，咋叫严肃？行了，严肃就严肃吧，反正那个意思。有人说，有了发烧友，就有了严肃音乐热。中央乐团的老团长李德伦说，他鼓吹严肃音乐几十年，没有啥效果，可是发烧友一起来，热了。发烧友功劳大大的，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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