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是继《史记》而问世的一部史学名著。它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记事详赡得体，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浓重，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
&《汉书》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延，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意思是说，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不信“汉家复兴”之说。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徵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婕妤”即况女班婕妤。《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讥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转变，“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诛灭王莽。《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斯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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