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萨诺夫虽然没有开业行医，可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他当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就开始多次邀请他去参加会诊。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世上确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有一位名医不知何故竟怀着研究学问的目的到了巴黎，親眼见到了克劳德·贝尔纳——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克劳德·贝尔纳。他向这个克劳德·贝尔纳做了自我介绍，从官衔、职称、得过的勋章和他给医过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谈到。克劳德·贝尔纳听他介绍了不到半小时，就说道：“您到巴黎来研究医学真是白费工夫，您完全没有必要从彼得堡来这里。”那位名医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工作的鉴定书，回彼得堡后经常提到克劳德·贝尔纳的名字，一昼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学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能不邀请基尔萨诺夫参加会诊呢？不能不请。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了：所有的医学名人都看到基尔萨诺夫不会去抢他们出诊的机会，不仅不会，即使强求他，他也不接受。谁都知道，在开业名医中有这样一种风习：假如一位名医诊断出某个病人由于命运的恶意拨弄，患了不治之症，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外国的疗养地都无济于事，他已在劫难逃，那么就该把这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你接受，那名医说不定情愿自己给病人来出钱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医找到基尔萨诺夫的头上，他也很少接受，经常总是介绍给自己开业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从医学方面来说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请这样一位同行来会诊呢？连克劳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别人的机会。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请的就是医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时，会诊一直都是请名医参加。最后，病情恶化，名医们只好下决心邀请基尔萨诺夫。在名医们看来，这确实是个难题：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体力却日渐衰竭。必须找出病来。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atrophianervorum”——“神经营养中断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无法治却偏得治，那就让基尔萨诺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顾的毛头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基尔萨诺夫参加的会诊。他们检查病人，还进行盘问。病人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尔萨诺夫刚听了几句便停了下来，只是在一旁观看名医们对她的检查和盘问。当他们完成了此种场合的礼仪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尽，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才问基尔萨诺夫：“您认为怎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地检查过病人。我要留下来，这个病例很有意思。如果还需要再进行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费多雷奇的。”卡尔·费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为可以从这个“atrophianervorum”中脱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尔萨诺夫坐到了病人的床边。病人略含讥讽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开始说，“一个医生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他们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点灵气。听听您的胸部，给您些葯水，都没有用处。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况。跟您一起考虑出个什么办法来。您可以在这方面帮帮我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愿跟我谈话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开吧。我只求您让我待十分钟。要是过十分钟后您还像现在一样，认为我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那我就走开。您知道吗？您只是忧愁，没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不用两三个星期，您就没救了。也许连两个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现在您还没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远了，您年轻轻的，又是处在这种条件下，肺病发展得会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丧命。”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您依然无动于衷，可见我的话对您并不新鲜。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认。您知道，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他会跟您父親去说。要是我跟您父親谈谈倒有可能挽救您，不过如果您认为不妥，我就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决不违反一个人的意愿去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这种险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说您想死，我也只是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觉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还是没有权利来干涉您。如果我觉得您的原因能够成立，我就应该而且准备帮助您。我准备给您毒葯。我担保了这些条件，再请求您把病因告诉我。”
病人默不作声。
“您既然不愿意回答，我也没有权利追问了。但是，我可以请您容许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吗？那对于增进我们彼此的信任会有些帮助。可以吗？谢谢您。不论是什么原因，您总会很痛苦的吧？我也同样，我狂热地爱着一个女人，可她甚至都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我爱她。您同情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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