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题名是《胡风传》）。写的是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大半年的时光。时间不长。但那连接着过去的十年：胡风和梅志是1955年夏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他们被分别关押着，各不知对方的命运。1961年，梅志因母親病逝停尸在医院的太平间，才被放出来料理后事。而她仍得不到胡风的消息。曾经向公安部门请求见面，送东西，都遭到回绝。那期间，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冒着风险悄悄约梅志见面，向她转达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见，要她再向公安部提出要求。熊子民气愤地说：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友人们的态度激励了梅志，在再次向公安部门坚决地提出要求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应允。她得到了几次探监的机会。1965年冬季，胡风被正式判刑后，假释出来，在北京生活了一个多月。1966年春节刚过便得到公安部的通知，要他们迁居成都。他们很不愿意离开祖国的心脏北京，但不能不遵守命令。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当车轮在长鸣的汽笛中碾动时，他们哭了。他们哭，是因为对北京的感情，是因为认定这是被终身流放，是因为离开了孩子——其中一个还在中学念书，今后不得不到学校寄宿；他们哭，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绪：多年郁积的痛苦、委屈、悲愤……而且前路茫茫。但是，他们即使从最坏的方面预测，大概也不会想到，今后的命运是那样险恶、悲惨，那是更值得一哭的。——这一部分回忆又是后一个更大的苦难的十年的引子。
这部回忆录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受到了读者普遍的关注。因为胡风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他受到了许多人的热情的赞扬和敬爱，也曾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难。而对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年轻人，历史的反复使这个名字在他们心中蒙上了一团迷雾。
1955年那场骇人的风暴中，胡风是“祸首”，并因此牵涉到难以统计的人。那是一个震动了全国的事件，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视。对于他被捕后的遭遇，他的心情和他的表现，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知道的。
梅志说：胡风在监狱中度过的前十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他没有受过严刑拷打，也没有受过车轮大战，只是关在独身牢房整整过了十年，并受到了几百次的审问。”所以关于那十年的情况她没有写，只是记述了胡风在假释出狱后对她简单说到的这样一点情况：“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单独被监禁十年，绝食而被敲掉牙齿……如果这些都只需一笔带过，那么，梅志所写的有关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半年间的回忆，更说不上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她终于获得了探监的权利，能够和胡风见面，送书，送东西，后来在判刑后胡风还假释回家，在北京参观……这些情况比起那十年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为了让他们迁居成都，也在各方面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作者朴实地讲述看这一切，一直没有提高语调，没有放纵感情。但是，在平静的下面是激蕩着心潮，在平淡的下面是渗和着血泪。我们读着，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不能不感叹。
让我们从梅志的眼中，从她的叙述中，来看看当时胡风的形象。
分别十年后，他们第一次得以见面：“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现在被人押着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胡风很平静地走向她，用劲地握了她的手，之后用闪着光（是泪光么）的眼睛望着她。“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而当他被带走时，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向她摇了摇手，脸上带着笑容。“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这完全像过去他对我的微笑。”那么，毁灭性的打击和十年的磨难并没有能将他从精神上摧毁。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他对他的遭遇，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不会不感到困惑、不感到冤屈的。关于他的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的回答是，“……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而，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何尝不知道这大帽子底下过来的秘诀，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也不是一句话能谈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
不是为了求得“过关”，求得“宽大”，将一切罪名包下来，而是要求实事求是，采取对党对人民、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对于他将来的命运，他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愿意接受党给我最后的裁决。希望你也这样，不存任何幻想，相信党相信群众。对我的结论可能我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的。”
当他被正式判刑14年后，他说他是“心安理不得”。他难以承认加在他头上的罪行，但他不上诉，也不愿辩解，原因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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