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放着两本散文集：《海行记》和《挂在树梢上的风筝》。作者田野，也是一位诗人。——我想来谈谈这两本书，也谈谈这个人。
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当代抒情诗选中，选了田野的诗。在作者简介中说他是“台湾诗人”。这里有一点误会。田野是四川人，在台湾呆过，那时也写诗。但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他已于1955年返回大陆。引起误会的原因可能是，他回来后写了不少有关台湾的诗和散文。上面说到的那两本散文集，就大都是有关台湾的。
1955年他从台湾返回大陆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的5月。两次都经历了风险。第一次，解放战争正激烈地进行。他搭乘一条运煤的船，回到烽火硝烟的大陆。经广州，到长沙，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刚解放的武汉。当时，在海峡那边的台湾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原在海轮上当水手，后转到一所中学教书，生活还算稳定。他却冒着风险，在硝烟中奔向了革命的怀抱，在激动、欣喜的心情中等待分配工作。他没有想到，是让他——重返台湾。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向我坦露过他的苦恼：他不正是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怀着向往，才千辛万苦地回来的么？但是，他还是悄悄地走了。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南推进，广州还未解放。他必须又一次冒着硝烟，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我怀着祝福的心和不久将再见的希望同他握别。那以后，就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平安地到达了么？在那边，能不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六年过去了。
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来信。很简短，语气急迫，只说他已到香港，留下了一个转信的地址，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前复他一封信，并说明过期就不要去信了。其时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来，已过了他约定复信的日期。他为什么到了香港？
他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现在他还在香港还是返回了台湾或是另去了什么地方？……面对那一封短信，我茫然，我焦虑。只有期待并希望再能收到他一封信。没有想到，三月中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时，发现有一个客人正等着我。那是他。他微笑着说：“我终于逃过来了。”我因为完全意外而感到惊喜。安排他在我家住下，当晚作了一次长谈。他一向是比较温和的，那夜却那样激动，兴奋，谈到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和他这次冒险归来的经历。当年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担当着风险，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台湾。改换过几次职业，最后在一家轮船公司当一名小职员。他思念家乡，那是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他怀想在大陆上的友人。同时，他多年就有的对理想的向往愈来愈强烈。难得这一次被派到香港出差，他决心乘这个机会返回大陆。他认真负责地办完了事，就搬进一家小旅店里。他为我们写了信，在焦灼地期待中却没有得到回音。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相当猖獗，他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测。而身上所带的一点钱也将花光了。还是再回台湾么？
不！他决定冒一次风险。如果失败，他肯定会被关进香港监狱，甚至会被押解回台湾。但一个强烈的愿望压倒了一切顾虑和担忧。他坐上了从九龙开往罗湖的火车。在罗湖的前两站，他被迫下了车，因为那前面就是封闭区，需要特别通行证。他硬着头皮走进了那边的一个警察署，说他是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商人，要到罗湖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讲的是英语，对那位英国警长显然起了作用，他得到了一张“当天往返”罗湖的临时通行证，使他顺利地到了罗湖。而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罗湖是一个小镇，只隔着一条不太宽的河与深圳相望。河上架着一道大约五六米宽的木板桥，从那上面就可以走向他日夜向往的土地。但是，桥的正中横着两具用木条钉成的“马扎”，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过道。桥的这边，站立着身穿黄呢制服的港英警察；桥的那头，站立着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双方相距不到十步。怎样才能跨越这十步呢？田野坐在马路边的一家冷饮小店中望向彼岸。咫尺天涯。那一座小桥可以使他通向圣土，稍有差池也可以使他坠入深渊。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他不愿回头也不能回头：他身上连回九龙的车费都不够了。他想起了为要混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伍子胥。伍子胥在困境中还有朋友相助，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时间在烟雾中过得很慢也很快。附近车站的挂钟当当地敲了四下。几乎同时，对岸响起了一种特殊的乐曲（那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工间操”的乐曲），似乎是親切的呼唤，是嘹亮的进军的号角。在乐曲的旋律中，他毅然地站了起来，从容地走向桥头，将那张临时通行证交给了惊疑地望着他走近的两个港英警察。当港英警察认真地审看那张毫无作用的纸张时，他闪身往桥的那一头跑去。两个受骗的港英警察怒声高喊并伸出手来想抓住他时，他已经穿过了桥正中那条窄窄的过道，向一直注视着这一不寻常状况的两名边防战士跑去，大声喊：“我是同志！我是同志！”他终于平安地站在了他向往的土地上……
我激动地听着他的叙述。望着在灯光下的他的苍白瘦削的脸。我认识他已上十年了。他一向是温和、谦让、文质彬彬的。看来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在必要的时刻，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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