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录中写着，当他七岁时，有一次和他父親一道骑马，他父親转过脸来向他说：
“你知道，伊留沙，我今天非常满意。我为她苦恼了三天，怎么也没法让她走到屋子里去。没法，就是没法。一切都不知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才想起来了，哪个穿堂里都有一面镜子，每个女子头上都有一顶帽子。我一想起这一点，她就活了，该做的事她就做了。看起来一顶帽子是小事，原来就在这顶帽子里包含着成败。”
这里，托尔斯泰说的显然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将要和她儿子见面的那回事。
这一则片断的回忆是发人深省的。
它说明了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多么认真，当他突破了在创作中的一个障碍时是多么高兴，他甚至迫不及待地将这样细微的艺术上的感受，说给一个在当时未必能和他抱同感的七岁的孩子听。
更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作品的总的构思，不是一个复杂的情节，而仅仅是一个细节，一点小事。安娜与渥伦斯基相爱后，和他的丈夫卡里宁决裂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谢辽沙留在父親那里。在分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安娜异常想念她的孩子。她煞费苦心地写了一封信给她丈夫，要求他的宽大，让母子能够一见。但丈夫冷酷地没有给她回信，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而对孩子的思念又是这样热切，于是，她决定冒着被丈夫碰着当面受辱的风险，偷偷地回到她从前的家去看看儿子。
作家在这里感到了困难：安娜将怎样进门呢？
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奇怪的：这怎么能算是一个难题呢。重要的是她怎样下决心看她的儿子，和她见到儿子的场面。至于如何走进去，那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她可以悄悄走进去或是径直闯进去。不是么？
然而托尔斯泰却为此足足苦恼了三天。他怎么也没法让安娜走进她从前的家里去。“没法，就是没法。”
为什么呢？显然地，那是作者在设身处地地想。像安娜那样性格的女子，在那样的情况下，她有着怎样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她的行为将是怎样的。而托尔斯泰苦恼的是，他一时还没有能够体验到安娜当时的心情。
终于有了突破。他对儿子说：“今天我才想起来了，哪个穿堂里都有一面镜子，每个女子头上都有一顶帽子。我一想起这一点，她就活了。”他甚至说：“原来在这顶帽子里包含着成败。”他说得比较简略。我们也可以来设想一下，他的意思是，安娜激动而又慌乱地走到了穿堂，在一面大镜前站下来了，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帽子，她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也为了希望自己在儿子眼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那顶帽子有关系成败的重要性，而是由于想到了安娜头上的帽子，作者觉得自己体验到了她的心情，想象到了她将怎样做。所以他说，这样一来，“她就活了。”
但是，对照着小说来看，托尔斯泰却并没有采用帽子和镜子的细节。他是这样写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出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前按了铃……，一个安娜所不认识的小伙子，刚替她开开门，她就进来了，在她的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连忙放在他的手里。”接着，她说了她儿子的名字，于是向前走去，她没有听见那个小伙子对她的问话。“她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的丝毫没有改变的门厅的模样，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接连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一刹那间竟忘了她是来做什么的了……”
托尔斯泰原来苦恼于他不能体验到安娜走进她从前的家时的心情。后来，他兴高采烈地感觉到了他可以通过镜子和帽子的细节描写她的心情。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体验到，安娜走进门以后，首先打动她的，心该是她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中的一些欢乐和痛苦的回忆，这些突然涌现的回忆是这样强烈，以致在一刹那中使她忘记了来看儿子的事。在这样的心情中，帽子和镜子都用不上了。——这样写是更自然的，更合乎情理的。
就是这样一点细节，却有着这样多的周折，花费了作家这样多的精力和心血。
托尔斯泰的经验又一次揭示我们，作家笔下的人物决不是可以随便摆弄的木偶，那必须是有感情、有血肉的活的人。
作家必须设身处地地想，按照人物的性格，在某种情况下，他应该有着怎样的心情和怎样的行动。作家必须和他的人物融合在一起，与人物共悲痛、欢欣、苦恼、忧虑……，一刻也不能失去和人物内心的联系。借用一个表演艺术的术语，那就是，作家必须“进入角色”。作家不能只是简单地、外在地描写他要创造的人物，而是要变成他的人物。作家的创造和演员的创造是有着共通的地方的。不过，作家比演员更困难的是，演员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剧作家已经创造出来了的，他只要设法进入到那角色中去，而作家却必须自己去创造人物。在一个剧本的演出中，演员所要体验的只是一个角色的心情，而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却要体验他所要创造的每一个人物的心情，在作品的每一个人物中，都有着作家的感情的烙印。甚至在描写动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一想，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是如何描写狗和狼的。作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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