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惠在《我写绿原》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绿原的生活。他出生于一个城市的贫民家庭。绿原说：“我曾悲哀于我的童年，它既单调而又暗淡”。十六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成为了一个流亡的学生。高中没有毕业就因受到反动派的迫害逃亡到重庆。在我和他交往的初期，发觉他有时流露出一种沉重的隂郁的情绪，那是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有好几次，他对我低声朗读艾青《巴黎》一诗中的那几句：“……莫笑我将空垂着两臂，走上了懊丧的归途，我还年轻，而且，从生活之沙滩上所溃败了的，决不只是我这孤单的一个……”是的，他还年轻，已过早地直面惨淡的人生，使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隂影。但事实上，他的真正的艰苦的生活道路还在前面，当时他只是经历了一个准备期。
然而，在他的诗中却笼罩着梦幻般的色彩，展现了童话般的意境。
我们就从《人之诗》的第一首《惊蛰》中随便摘几句来看看：草原上，我来了好不好，你蓝色的海的泡沫蓝色的梦的车轮蓝色的冷谷的野蔷薇蓝色的夜的铃串呀
他那两年所写的诗几乎都是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情调。这不是那种故意憋出来的少年腔调，不是生硬推想的少年的心情。这些诗，从语言到感情到情趣，都只能出于还未丧失的童心。譬如：
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媽媽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媽媽——
或者：送给我的小恋人但是：我爱谁呢
他是这样表达乡愁的：“……我想起我的乡村，想起了我忠实的家畜，羊的颈铃，牛的轭，驴子的阔笑……我想家了。这地方，没有什么好风景，我不爱。”即使他有的诗中也用了“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呵”（《憎恨》），“旗呵，我们是还没有阵亡的士兵”（《旗》）这样的句子，歌唱着战斗和胜利，而就通篇诗看，也都还是出于少年人的口吻和感情。
作者并没有深入地认识现实，不是从血肉的体验中迸发出爱憎。他是用少年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现实世界通过他纯真的心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变形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他也有他的向往和憎恨。那向往是美丽而缥渺的，那憎恨并不强烈，也缺乏具体的对象。那些诗，如其说反映了苦闷的追求，倒不如说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走进生活的少年对生活的憧憬和礼赞。
当然不必从是不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表达了人民的情绪这一角度去衡量这些诗。但即使是历尽风霜和饱经战斗的人，也能从这些诗中感到温暖和喜悦，而且有助于纯洁自己的感情。童话的境界就是迷人的，而那又溶合在诗的形式里面，就更产生了独特的艺术的魅力。这是新诗园地上的一簇美丽的小花。
我当时曾感到一些费解：为什么他的心情有时显得那么悒郁，而他的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色彩呢？罗惠说，那可能是他童年时受压抑的感情的无意的流露。我想补充一下，更可能的是，从幼小时开始，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书籍，在他内心深处培养了一种美好的感情，保护了他，使他不致被不幸的生活所压毁，而在诗里，这种美好的感情就像火花一样放shè了出来。三
但不久以后，绿原的诗就向一个新的领域突进了。
一方面，他渐渐成长了，在党的政治影响下面，在与进步友人们的交往中，他比较清醒和深刻地认识了生活；另一方面，严酷的现实也不允许他永远沉浸在童话般的天地中。
一九四四年，他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又一次逃亡了。有好几个月，我不知道他的消息。后来，收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流落到川北一个小县城里，在一所中学教书。他的青梅竹马时期的女友罗惠，千里迢迢地从沦陷了的家乡也到了那里。他们结了婚，绿原有了人生长途上的伴侣（几十年来他们患难与共），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那正是他当时所需要的。
而也就是在这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在看来是平静的生活当中，他经历了思想感情上的一个大的突破。他接连写了好几篇较长的政治抒情诗。他后来将这些诗的结集取名为《又是一个起点》。是的，这是他的又一个起点，诗的内容、诗的色彩、诗的风格，都不同于《童话》时期。
那正是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的果实，发动内战，将中国又一次推入血的深渊。绿原不再沉浸于那种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中，转而正视现实。正因为他是从单纯的天地里突破出来的，他的原是柔和的心，对于种种黑暗现象，触目惊心的人民的苦难，那感受就特别敏锐；他的憎恨、愤怒、对光明的渴望就特别强烈。绿原直接面对现实，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歌声。在中国的黑夜在用血洗着仇人尸体的时候我要唱
最后一支可怕的悲歌：
一支用痛苦的象形文字写成的歌在《复仇的哲学》、《破坏》、《你是谁》等篇章中，他以奔放的[jī]情，恢宏的气势，通过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派的罪恶，并以这半个中国的人民的受害、受难的生活与官僚、财阀、贵婦们的花天酒地、荒婬无耻的生活相对照。他大声疾呼：
起来——柴棒似的骨头们！
锈钉似的手指们！
石箭似的牙齿们！
起来——饥饿王！是的，是我们，是中国人民！
他这样表达了人民的愤怒和仇恨：踏过去要这条穿兽皮、揷羽毛的街秩序大乱而且破坏！
他这样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左边去！
——把在右边盘子里打鼾的做梦都含着狞笑的那只狮身人面兽推到崖下去！
他也表达了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渴望，和为此而斗争的决心。
《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也是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用的则是冷峻的口吻。诗人指点我们看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并随时发表一点议论。那些现象似乎是各不相干的，而组合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色彩浓郁的油画，使大后方的黑暗、堕落生动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暗影的笼罩下从事庄严的工作和进行着反抗、斗争的人们。诗人的议论的口吻是冷峻的，但那是由憎恨和热爱所凝结出来的冷峻。
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一诗中，歌颂了“这个政治犯的老前辈”，歌颂了他在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台前坚持真理的精神，将他作为人的标准。诗人歌颂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为了歌颂当代无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们和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质，同时也讥嘲了反动派想以“铁定的《命运》”（指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那本《中国之命运》）来统治中国的愚妄。
这样沉痛的控诉，这样强烈的憎恨，这样冷峻的讽嘲，这样满怀[jī]情的对幸福的明天的渴望，而且是通过这样有着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警语的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对于生活在那个旧中国、正在艰难中求生的青年们，对于正参与了日益壮大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学生们，是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共鸣的，是不能不更旺地煽动他们心中的火焰的。——绿原用他的诗参加了斗争，而且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这些诗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其中有一些是别有用心的指责，可以不理，在友人们和认真的读者中也有一点看法。我也向绿原当面谈过，并写过一篇题名《片感》的短文说出了我的感受。在赞扬这些诗的同时，我感到诗里面流露出的某些情绪和所用的某些词句是过于凄厉了。作为暴露大后方的黑暗，表达人民受难的状况、强烈的仇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这些诗是有力的，但是，反映人民的战斗的欢乐和战斗的自信就显得有些不足。现在重读这些诗，我还是愿意保留我的看法。作者在《人之诗》的序言里，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当时的情况：“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并说这些诗反映了他当时“在平凡、狭隘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那种困兽犹斗的焦躁性情”，自己的心情“是十分不健康的，不符合已经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形势”。他的自省是诚恳的，虽然语气过重了。他的处境，他在当时当地的直接的感受，当然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情绪；而他在思想感情上，的确也没有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高度。在他同时期写的有几首抒情诗中，就更明显地流露出他的某种隂郁、颓伤的情绪。
但是，比起《童话》时期来，诗人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他直接歌唱现实，楔入现实的斗争，企图反映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他的步子还沉重，但他是在前进的途中。四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回到了武汉。在这座阔别了八、九年的大城里，在他的故乡，他没有一个可以安身之地，只能借住在親戚家里。他要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也是如此艰难。好几个月后，通过考试，进了一个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生活才比较安定下来。
我当时也正在武汉。我们是在分手三年多后重逢的。我们的谈话除有关文艺问题外，更多的是有关时局的——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武汉临近的几个县也有游击队的活动。我感到，他在政治上远比几年前成熟。不久，他参与了地下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党。这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在一次长谈中，他向我倾吐了他的激动的心情。
当时，他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我和另一个友人编的当地的报纸副刊上。在敌人严密的注视下面，诗的政治倾向当然不可能那么显露，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还大都是用化名发表的。《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那些以平凡的事物为题材的小诗，也都对生活有所挖掘，带给读者一种健康的向上的情趣。其中有几首如《诗人》、《月光曲》、《诗与真》等都可以算是诗的珍品。特别是那首《航海》：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
只有短短的四行，却带来了一个壮丽的意境，使人产生许多联想和向往。
这些小诗的风格与《又是一个起点》时期又有所变化，不是那样气势恢宏、锋芒逼人的。它们是用平易的方式、朴质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明净、乐观的感情。——这些小诗和他前几年写的一些诗，后来都收入他的第三本诗集《集合》中。
武汉解放了，他长久渴望、追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理应发出更壮丽的歌声的，但是，那几年，他写得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有时勉强挤出几首”。后来，他曾将这些诗编入他的第四本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他的妻子罗惠说：
“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他自己说：“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说得也过重了一点，不过，那些诗的确大部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
一九五三年，他调到北京工作，遇到了牛汉。绿原说：“在他的天真信念的鼓动下，两人约定摆脱一切习惯上和陈规上的束缚，试写一些新式的直抒心臆的抒情诗，来歌颂我们盼了几十年的新生活。记得两人埋头写了不少，但有机会发表出来的却不多。”记得绿原写的《雪》等三首短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时，是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和注意的。但就收在《人之诗》中的那一时期的诗来看，虽然水平不一，但总的说来，也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
是不是诗人的才华凋落了呢？
不。
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客观原因。罗惠在《我写绿原》一文中，绿原在《人之诗》的序言中，都大致提了一下。我无法在这里详加说明，就还是借用他们的话吧。罗惠提到了绿原因为和胡风的关系“所引起的一些遭遇”。绿原则指出当时“诗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固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对于诗本身，还出现了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无从着手的分歧意见（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至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在当时，绿原就多次对我说过他写诗的苦恼和苦闷的心情。他不会屈服于那些对诗的偏见和误解，但在那种情势下，不能不感受到那无形有形的压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感情还不能说是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唯恐在诗中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样，他就往往诗兴索然，有时硬逼着自己写一点，写时也不敢放手。在这样状态和心情下，怎么可能写出很好的诗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自主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他又说：“谁有权利要求诗人强制自己的才能呢？我们只能要求他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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