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以来的新诗的战斗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这一传统意味着：诗与现实的结合，诗是时代的回声，是诗人的心灵与生活撞击后所闪现的火花。诗人与人民的结合，当然必须通过诗人真实的感受唱出自己的歌，但同时，诗人应该是人民的感情、意志与愿望的体现者。他是在人民之间，而不是在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抗战是鼓舞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件，作为人民情绪的反映，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那不仅表现在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上，更主要的表现在内容上一扫那些低沉的叹息，朦胧的呓语；形式上不是去追求表面的各种格律的限制，而大都采用了与内在的感情相应的自由诗的形式。抗战的八年间，新诗的队伍得到了发展，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水平。事实上，这也就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诗的战斗准备了力量。这本诗选就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显示了当时的新诗所达到的高度。
我在前边说过，必须联系到那个时代来看这些诗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而不能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衡量、评价它们。但是，既然是诗，又不能不从艺术的角度去衡量、评价它们。因为，诗，不仅要看它表达了什么——它的思想倾向（我想说，在诗中，这还只是表面的倾向），而且，要看它是在怎样的情绪中表达的；看它的情绪的真挚的程度；看它在形式上达到了怎样完美的地步。这一切的要求当然是艺术上的要求，但又不仅是艺术上的要求。通过艺术手段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效果，也就是达到艺术本身所要求的效果：真正地感染人，深入到人的内心，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受到灵魂的洗礼——在诗中（在一切艺术中），要达到内容的深度和起到真正思想感情的影响，是必须通过美学上的探求和斗争的。
从这样的要求看，我们可以说，这里面的许多好诗，是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打动人的内心的。它们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作用，就是在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深受感动，还能够激发我们追求的精神。但对有一部分诗就不能这样说了。作者的情绪还没有很好地融合在要表达的内容当中；或者说，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多少还只是出于理智上的肯定，还没有更强烈地通过自己内心熔炉的锻炼。而有的诗，在艺术表达上有些粗糙，只是直白的意念的表达。——这样的诗，在特定的情景中，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的。但在事过境迁以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但这种情况，又岂只出现在这本诗选中？任何时期都有好的诗和不那么好的诗，我们又何必苛求于那个斗争紧迫的年代？我提出这一点，是联想到今天的某些青年人研究新诗的历史时，过多地注意了那些在感情上不太健康、在艺术上有某种成就的诗，而轻视甚至抹煞了他们所谓的“政治诗”。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偏颇。但如何在与人民结合、与现实结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诗的素质，应该还是我们的诗的课题。
我想转引编者在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到，当时的诗歌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是不拘一格，多种多样的。即使是属于一个流派，也往往各有个性。诗人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自己所喜爱和熟悉的独特的风格，去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和当时人民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的。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这样写才算正统，那样写即成异端，这只能成为枷锁，不利于新诗的发展。”这分析和论断，是很有参考意义的。诗只能在诗人对现实的感受中自然地孕育，旁人不能强迫，自己也不能勉强。让诗人写他愿意写的东西，采用他觉得与他要表达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我们只是希望：诗人应该提高自己，提高到时代所要求的高度。
感谢编者所付出的辛劳。当时的出版情况是那样，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多年，而且又经过了一场浩劫，能够编选出这样一本有意义的选集是很不容易的。编者说：“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在当时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没有能收录。”实际情况恐怕也确是如此。公刘同志在序言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谈不上是“当时有影响的诗人”，而且那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编辑一个报纸的副刊上，写诗很少。但另外还有一些诗人和有一些好的诗，是应该在这一时期的诗选集中占一席地位的，希望以后再版时加以增补。
这本选集中的许多作者的名字，是我所熟悉的。在这一本选集中，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脚印。而在他们所渴望的、为之战斗的黎明到来以后，其中颇有不少人却有过辛酸的经历。好在除少数死者以外，今天他们又都越过了幽谷，在阳光的照耀下了。有一些人还活跃在今天的诗坛上，继续战斗着。有一些人已从诗坛上消失，但也还在别的岗位上继续战斗。让我们在这里表示怀念和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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