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定要施用种种伎俩来把我们的民众和政府分离开来，这就因为他们看出中国伟大的民众力量之可怕，一旦被中国尽量运用起来，是他们所难于应付的。我们的敌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优点千方百计地摧残，这是无足怪的，但是我们自己如纵任这个“宝藏”埋在地下，却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优点是侵略国所欲得而得不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进攻以后，他们的政党还公开要求日本政府说明对华用兵的理由。据最近由日本回来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有不少人问起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打仗！他们不是没有民众，但是在少数军阀和财阀所发动的军事侵略之下，虽用尽麻醉的手段，压迫的方法，民众的力量还是唤不起来。被侵略的中国，情形便大不同了。我每日替《抵抗》三日刊拆阅无数读者来信，看到他们爱国的真诚，愿为国家的抗战遭受任何牺牲而无悔的表示，未尝不深深地受到感动。同时也感觉到政府动员民众的工夫还太不够，以致有许多有志为国努力的民众都陷入投效无门的苦闷境域，因此愈益深刻地感觉到中国至今还未能尽量运用自己的优点。
我记得梁任公曾替李鸿章作过一篇传记，说李鸿章可以自豪的是甲午之战，日本不是打中国，打的是李鸿章。这在李鸿章，以一人和一国打仗，也许可以自豪，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以一人的失败而贻国家以无穷的祸患，不可说不是中国国家的一幕惨剧。这幕惨剧的遗祸于中国，流毒至今，未曾消失。当时日本强迫李鸿章亲自到日签订求和条约，有人说这是有意侮辱李鸿章，但是割地赔款却是中国国家的莫大损失。这次我国整个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形势当然和李鸿章时代不同，但是在当时日本所与作战的好像只是李鸿章一个人，现在日本所与作战的好像只是中国的二百万军队！我要特别郑重提出这一点，因为依事实上的表现，实际上和日本作战的只是军队，只有军事上的动员，其他部分虽已渐渐地在那里发动，但是在这样紧急的时期，这样迁缓，这样缺乏整个计划，这样散漫，是绝对不够的。我们有急起直追，赶紧补救的必要。
我们有四万五千万的伟大的民众力量，这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那也只是一个空的数量，仍然不会发生实际的效用。我们有着这个优点——拥有伟大的民众力量——为我们的敌人所不及，这也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有若无，无异消灭自己的优点，替敌人消灭一种顾虑，这在民族利益方面，实在是一件罪大恶极的罪恶！这事如不急图切实的补救，日本在甲午时候只须对付李鸿章一个人，在现在只须对付我们的二百万军队，这危机实在值得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和深刻的认识。
中国如真要作持久战，如真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尽量运用自己的优点——现在还在潜伏着的而未被积极开展的伟大的民众力量。
八月初我和几位朋友在南京的时候，上海风云已经非常紧急，我们见到刚由广西赶入首都共赴国难的白崇禧先生。他是我国军人中主张抗战最坚决的一个，这一点特别引起我们的敬重，我一见面，就慨然说，在此全面抗战即将实现的时候，枪杆做先锋，重要极了，我们拿笔杆的当尽力跟着枪杆走。白先生说不是，真正做着先锋的是笔杆，枪杆不过是跟着笔杆走。白先生是军人，他对着拿笔杆的人说这几句话，当然含着谦逊的意味，我们绝对不会轻视军事在抗战期中所占的重要的位置，不但不会轻视，而且是一致地尊崇，这只要看一般民众对于浴血作战，为民族争生存的前线将士，属望殷切，爱护备至，便可概见，但是军心和民气是有密切联系的，近代的战争，尤其需要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这一点说，造成正确的舆论，唤起国民御侮的意识与坚决国民奋斗的意志，文化工作的重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所向无敌，五四运动的文化工作可以说是先锋队，由文化工作所传播的种子和革命的军事配合起来，才开出光辉灿烂的花。当时打倒北洋军阀，有如摧枯拉朽，主要的原因就在一方面是为民众所唾弃，一方面却有着民众的基础，得到民众方面种种的支持。这种民众的基础，这种民众方面种种的支持，决不是派出几支军队就可以号召起来的，在军事发动以前，以及在军事进行的过程中，都必须有文化工作在民间广播革命的种子，培植斗争的情绪。军事动员也许可由几道命令而咄嗟办到，国民动员便没有这样简单，必须在思想上及意识上下一番工夫，必须在斗争的过程中继续下工夫。
我曾经接到许多内地读者的来信，报告各地抽调壮丁及征兵等事，因乡民不明白这次神圣抗战的意义，也不明白国民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加上土豪劣绅的藉口，威迫勒索，无所不至，发生种种不幸的现象，这里面固含有很严重的政治的问题，而在乡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不够，或简直根本就无所谓文化工作，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苏联的积极建设是世所羡称的，尤其是他们在那样落伍的农民群众中间，受到种种的障碍与困难，居然成功集体农场的伟大事业。可是他们曾经动员整千整万的勤苦忠诚的党员深入农村里去做教育和宣传工作，使顽固守旧的农民深切明了农村改革对于他们的意义，由此改变他们对于这新运动的态度。在最初期间，甚至有下乡工作的党员被无知农民所暗杀的，但是他们不怕艰苦，根据整个的计划，继续不断地向前努力，到了后来，不但一扫顽固守旧的积习，而且动员数百万数千万的农民共同努力于农业生产的伟大的建设。世人徒知惊叹于他们动员国民的伟大运动，却很容易忽略他们在文化工作上的惨淡经营。
我常想中国要作持久战，国民动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此所谓动员，一部分固然是动员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事；还有大部分却是要动员来参加大规模的有整个计划的迅速而紧张的国防经济建设，与此经济建设相辅而行，兼程并进的，是动员大量文化工作者参加大规模的、有整个计划的迅速而紧张的文化工作。
中国现在是在整个民族争生存的抗战时期，在这抗战时期里面，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以“抗战第一”的目标为集中点。换句话说，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以如何保障抗战最后胜利为中心。因此，逢到我国的友邦苏联革命廿周的纪念（恰在本刊本期出版的后一天即十一月七日），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的友邦庆祝，一方面却很自然地要把苏联革命的艰苦历程联系到中国的抗战。
中国目前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奋斗着，在这奋斗的历程中，暂时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而这种暂时的挫折往往容易使国人误认为永久的失败，减少勇气，徒作悲观，忘却自己民族前途的大目标，忘却持久战的必然胜利。但是我们如想到苏联革命成功所经过的艰苦的情形，和今天他们所获得的结果，便应该可以增加我们的勇气，打破我们的悲观，更明显地望着我们的光明的前途，作继续不断的猛进。说到他们当时的国力，刚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弄得民穷财尽，全国骚然；当时的白俄之勾结列国帝国主义，其形势的严重，只有超过我国今日的汉奸；国土之被外敌占领，其范围也超过我国今日，在实际上所剩下的只有莫斯科和它的附近的区域。但是三年的内战（也可以说是“内外战”，因为在叛乱的后面总是有列国帝国主义的支撑），全国的领导中心布尔塞维克始终坚定不移，在一九一九年底，叛将登尼卿（Dënikin）进展至莫斯科相离只二百四十五英里。但是终被攻退，国际联军的阴谋终因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持久战而不得达到目的。倘若当时不是领导中心的坚强，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则中途的挫折早已使得人心涣散，跑到自杀政策的妥协路上去了！这是正在抗战期中的中国，在苏联革命廿周纪念的今日，所要警觉的一点。
可是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那就是当时布尔塞维克的中心领导有广大的民众为基础，这是他们所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达到最后胜利的基本原因。一九一九年的全年中，俄国完全被列国帝国主义所封锁。甚至红十字会的代表都抛弃了他们所视为必败的首都。但是在这样艰危的时期中，领导中心对于农民的政治教育及民众组织仍积极进行，不遗余力，不但产业工人一致拥护，就是大多数的农民也竭诚拥护，所以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红军只有四十三万五千人，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五十万人，一九二○年增至五百三十万人。白俄并不注意到工农广大民众的力量，他们所注意的只是浮在上层的城市布尔乔亚牧师和以前的地主，此外便一无所有。又白俄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仍然是维持着帝俄时代的帝国主义压迫的办法，他们进攻莫斯科，必须经过的俄罗斯的边境，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非俄民”（Non-Russians），这些“非俄民”完全拥护布尔塞维克，如同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想出种种方法和白军捣乱。所以当时布尔塞维克的克敌致果，军事以外的种种力量固然是出于民众工作，即红军的迅速强大，也是由于民众工作。后来列宁的毅然实施过渡的新经济政策，老实告诉他们的党人，说这是要顾到当时大多数农民的企求，否则失却大多数人的支持，布尔塞维克（这时已拿到政权）一定是要失败的。这个苏联的伟大领导者对于广大民众的深切的注意，可以说是始终不懈的。我以为这也是正在抗战期中的中国，在苏联廿周纪念的今日，所要警觉的又一点。
蒋委员长在本年国庆日宣告全国民众：“这一次抗战是死中求生的一战，必须经过非常的危险和艰难，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全国同胞，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觉悟，知道初步努力，必继之以更大的勇气和牺牲……因此必须准备着一切，来担当比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
我们在这紧急的时期，在华北太原失陷，及淞沪我军撤退后，人心似乎呈现皇皇的今日，愿每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自己反省地问道：“是否真已准备着一切来担当比今天还要艰难困苦到几十倍的境遇？”“是否真已立定牺牲到底的决心？”我们在这紧急的时期，愿全国同胞再仔细回念着蒋委员长所宣告全国的上面的那一段话。我们始终深信我们为民族生存与世界正义而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同时我们却要深刻地明白这最后的胜利是必须我们不怕艰难困苦和牺牲到底去争取得来的。倘若中途遇着艰难困苦，便嗒然若丧，心灰意冷，充满着怯懦和悲观的心理，那根本就不必想做独立自由的国民，根本就准备做被蹂躏被侮辱的奴隶！
我们一方面愿以艰苦奋斗始终不屈，与全国同胞共勉。一方面愿竭至诚希望政府在这紧急的时期，实行断然处置的政策，痛痛快快地做几件振奋全国人心，挽回衰颓士气，和展开有利战局的事情。我们不怕中途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不得不检讨已往的种种缺憾，补救这种种缺憾，使抗战很迅速地展开光明的前途。
第一件事是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中国抗战至今，仍限于军事动员，并没有做到全民抗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即各地的抗敌后援会纷纷兴起，形势较前不能说没有多少进步，但是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组织训练和武装，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听说周恩来先生在太原预料中国抗战的必有光明的前途，说起“日本只能带军队来，不能带民众来”，他的意思，我们胜于敌人的是除了军队外还有民众。但是我们的广大民众的伟力至今并未曾发挥出来。
第二件事是政治上的刷新。据事实所表现，要人中还有人发表模棱妥协的言论，各地官僚劣绅还有鱼肉平民的劣迹，甚至如李宗仁先生谈话所表示，即军队方面也有不少的弊端亟待改革。在这紧急的时期，用贤黜奸，须有一番大刀阔斧的表现。
第三件事是与国的进一步的互助联系。自抗战以来，国际形势始终是对于我们有利的。最近九国公约会议通过谴责日本违约的宣言，这在表面上看去似乎还仅属纸上文章，但是主持正义的几个国家已有另组坚强的联合阵线以对付侵略的端倪（见国民新闻社十四日布鲁塞尔电讯），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将愈尖锐化，我们的“寻求与国”绝对不能把侵略国的伙伴也拉为与国，必须在主张正义的英美法苏求之，尤其是在远东更与中国有共同利害的苏联，我们必须和它有进一步的合作。
全国同胞应有民族自信心，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在这样紧急的时期，我们认为在政治上外交上必须有几件有利于战局开势的断然处置，才能转变目前的危殆的局面。
有组织的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