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九十五之多。现在vcd在内很流行，大概是一千出头一台的样子。也就不长的时间吧，vcd的供求比已经膨胀到五比一了。内几百条彩电流线，有很多都已经关掉不开了。商场还有另一层问题，因为很多都从银行代款盖的新楼，急需现金还利息，所以不得不放血贱卖。有个朋友总结得好，叫做“好的在给银行打工，差的连打工的资格都没有”。一百西店的经理说，去年八月前该店周围新起来八家大店，四个月后就倒掉一半。回后一直听人提起“泡沫经济”这个词儿，直到听经理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其中奥妙：所谓“泡沫”，一是大夥儿一窝蜂，听说什么能赚钱就上什么，所谓“起而生”；然后就东一拨西一拨地倒掉，也就是“去而灭”。市场经济的优势一是可以触动企业经营者的主动，二是能够灵活地按消费者的需求来调整。现在主动变成了“茫动”，调整的代价又那么大，市场经济的优势发挥出来多少，实在让人怀疑。有人会说了，那么消费者还是受益了呀？这话没错，但每一个消费者又同时是某一个企业的成员之一，单位的效益糟糕的话，职工又如何有钱来消费呢？上海公司里报假帐瞒烂帐的高招，听朋友们一说，几分钟就听晕乎了，想长见识还楞是听不懂。帐上不要说“三角债”，“十角债”都有了。贪污腐化的问题不但还在，恐怕比八年前还要严重得多。做生意上，最怕的就是那帮吃皇粮的，整一个死猪不怕开烫的劲头。“信誉？信誉几块钱一斤”？这种小土匪心理，实在短视得可以。有朋友开一家公司，来一客户，那哥们上几回的款还没付清，脸不变心不跳地又来了。朋友让他先结完旧帐再谈新生意，那哥们手一摊说：对不起，没钱，只有这笔新生意的定金，你要不要吧，你不做这一笔还有好多人等着做呢。居然还是他神气。
这经济、制之类的问题，本人是很糊涂的。《华……
[续重走大上海上一小节]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等等和中有关评论，倒还是努力地想去看懂的。一直以为老外对迅速发展的中很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这次回去看看，倒觉得那些文章的调子还是差得不太远的。至于上海，成绩是显著的，成绩之外有希望也有危机，去争论希望和危机孰大孰小，也没多少意思，关键是第一要解开遮眼布，第二是要看就要看得远一些，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远景的指导下挽起袖子脚踏实地的干。
这次回去，很想知道的一点就是咱这一碗饭，在内炒作得如何、端得又怎么样。信息工业在美，是开拓未来的主力军和重头戏。美家庭计算机的拥有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并力争在短时间内突破百分之六十的大关，这样一来，信息工业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草根，已经铺得很踏实。这一局大棋属下的阵地很大而且一天天地在扩展，诸侯割据，竞争和革新非常激烈，身在硅谷，对这一点身有会。在技术革命的阵地最前沿“披荆斩棘”开新路的主要生力军，是无数称作st artup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通常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所以又有startdown的戏称。干起来的辛苦则更不待言，一星期七八十个小时还算正常的。这些高风险的努力同时也是高回报，如果一旦成功，则信息革命的萌芽可以在旦夕之间结下现实的果子，回报不仅仅是个人的，也将泽被相关联的业界。这些无数的小公司的对立面，是在某个技术层或跨技术层的巨头，比如微软、intel、ibm和惠普等等。这些大公司对市场的介入，在一端倚重对市场和顾客广泛深入的调查，在另一端有庞大的销售和服务网，由于其对市场的控制力很大，在作上实际已经成为优化了的、既受市场控制又反控于市场的计划经济。政府又以反托拉斯法防止这些巨头恶膨胀成为垄断（微软正因此受到调查），以引入竞争。这些大公司也养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开发前沿的新技术，并同时以购买小公司或其主要份的方式来迅速占有和容纳新技术。另外一层不容忽视的革新力量来自优秀的大学实验室，比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和香槟伊大等。总来说，基础的技术革命通常来自大公司和学校的实验室，熟悉一点的例子如英特网，而小公司则偏向于应用型，早一点的有微软、近一点的有网景的发家史。
内相对的行业，在技术上一直属于较被动的消化和跟踪的状态，而在市场上也总是滞后，只是随著形形的渠道的开敞，在有些技术含量小的领域滞后度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记的程度。研究制也在慢慢转变的过程中，家对科学院系统的单位，除了拨一些资金只够发每人几百元的生活费之外，再给的就是旨在鼓励大家自己养活自己的政策。这一招还颇灵，其成果就是北京中关村一条街、上海计算所大院内、上海铺东高科技新区等等以及挂靠在几所大学内的科技公司，虽说不上满地都是，却也琳琅满目。在这些公司里工作的人员月薪，基本上一两千元的样子，大致上是外企的中方人员的一半。这次在北京，专门到中科院属下的曙光高信息公司去看了一下。曙光造的小型高端机，由于在惠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的关系，我还知道一点。坦白地讲，无论从整机能和平台的兼容来说，放到美来是没有多少竞争力的。这里的难题主要是技术上的困难，由于系统软件的切入点必须不能触动作系统，又没有高能的硬件作支撑，可供增值的余地相对小。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做到这个准，是相当不容易了。尤其可嘉的是曙光系统上做出的容错功能，非常出，曙光的客户中有不少属于银行系统，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机器的能虽然不能和美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但价格要便宜多了，所以在中市场的竞争力还是有一点的。曙光里干苦活的主要是研究生，在研究开发部的主任的带领下我找几位谈了一下，印象很好，肯干能干又对外前沿的技术成果跟得很紧。“只可惜留不长啊”，主任双手一摊很遗憾地说。确实，如果不是因为在这里还能学技术拿学位，再加上出留学的可能，既然外企的工资要高出那么多，这么些能干的人才恐怕早跑了。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能留下来的就很少了，反正是往“外”跑。主任们心里都明镜一般，所以当我把给原来香槟伊大的老板找学生的那一层意思一说，每一会功夫就找来了手下最好的学生和我面谈。
参观完曙光之后，中科院计算所的李所长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多小时和我谈了一会儿。李所长在香槟伊大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进修两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瞎折腾呢，倒是后来他再来美访问的时候在香槟见了一面。要说所长百忙，还真不假，连接电话都一溜儿小跑步。不止忙，有些事很棘手，想忙都费劲。李所长详细谈的一点是计算所本身的改革问题。计划是把研究所一分为二，第一层做基础和远瞻的研究，第二层做应用的研究和开发，并和计算所属下的公司直接挂钩。这“属下的公司”之一，是李所长兼着副总的联想集团，在内鼎鼎大名，主攻微机，有极强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去年打败包括惠普、compaq和dell等中外竞争对手，以百分之十二的市场拥有率做了老大。其实这三层分类，和外成熟的大公司很一致，比如对应于惠普，就相当于惠普实验室、产品研究开发部属下的实验室和负责具生产的单位这三层。在华尔街，有人就用研究、开发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技术突破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面向应用的研究开发部，和企业短期的成败休戚相关，没有它，就好比近视眼逛大街不戴眼镜；而搞基础和前瞻研究的高层实验室，则不但给企业带来长期的远景规划，更通过专利和高准的研究成果带来不同质、无法以现金来估价的效益。但长年累月的陋习积沉下来，计算所有很多人宁愿呆在“象牙塔”闭门不出，因此改革的阻力不小。如果不是这次时间不对，我差点儿就要被李所长拉去做他的说客了，其实这事我倒也乐意去试试。另外一个让我吃了一惊的是计算所人口之多，居然超过千人。惠普实验室在全世界五个中心，统共加起来也就只有八百多人。人一多，自然难办事。
回到上海之后，有机会见到上海计算所的金所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上海信息业界的情况。总的说来，北京有的问题上海都有，比如科学院系统的人员流失；北京要做的改革上海也在计划进行中，河是非过不可，大家都是摸着石……
[续重走大上海上一小节]头走路。她也坦率地承认上海的技术力量更比北京要薄去不少，有些项目做系统合成，重复小效率也低。但上海的好是政策环境要顺畅些，政府对信息港这个大工程非常重视，不管谁来搞，无论是民营还是外商独资，只要能做出来都欢迎。
一心做研究的人还是有的。复旦计算机系的博导朱传琪教授，是香槟伊大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鼎盛时期研制的cedar超级向量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现在搞这一行所熟知的wormhole routing和预取等概念，都在朱传琪的手下率先实现，但可惜都没以文章或专利的形式记录下来。谈起这些，大家都有些遗憾，朱教授摇摇头说：“当时就是觉得这么做快，就这么设计了，也没想别的”。现在他的精力主要投入在他创建的并行计算所上，人不多，条件也不好，课题在我看来也是在外日趋冷落。但在技术上绝对是同步于际领先的准，也很紧密地和外的学校协作和竞争。他们的研究的终极客户都是搞高尖端技术的家单位，又少又不富，经济效益是谈不上太多的，但他们仍是凭着“反正还有人要得很急”的理念在那里干，说实话，这样的垦荒者我是从心底里佩服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好钢没有用在刀口上的缘故，我总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上海既然支持民营企业搞信息工业，那下海的人们可以干得怎么个成功法？要知道这个倒不用费心到去找，因为m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m在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内，成绩是很稳定的中下游，做作业绝对没有打桥牌上舞场的热情那么高。但他为人热情，和大伙的儿关系一直很好，再加上活动和组织能力都强，精力旺盛，他做班长的那一届口碑甚丰。88年毕业后，他分到科学院底下的一家公司，卷起袖子忙得滴溜转，90年初我出的时候就听说他已在公司里冒头了，虽然还只是那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样子。他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做到主管市场部的副总。不知怎么地还觉得不过瘾，跳槽做北方一家大电脑公司在上海的总管。这名头虽大，实际上却是光杆司令一个，就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三十万启动经费而已，说白手起家也差不多。m在两年中辛苦打点，把公司搞得不仅是小具规模，而且经营上做出了名气。可他又故技重演，在顶转移阵地，只不过这一回自己做了老板。要说他手腕狠点也不过分，因为这一回他拉走了原来一半的部下，做的又是原来一个道上的生意，所以很多顾客也是现成的。从这一家销售电脑的公司起步，靠着原来的老同学做核心帮手，他在这几年中来连开了广告制作、企业筹划、c ad、英特网上线公司和售后服务公司等六家，融资几千万人民币，甚至把从中央乐团精简后退下来的人养了起来做了一个乐团。在我离开的那一阵，m又在和政府洽谈两个数目过千万的项目。在我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不为钱干（或活）的人，其中有的是在官场上做，有的是一如既往孤傲不驯的书生，m则是虽然是为自己干，却很早也很成功地过了“为钱干”的那一个阶段。他现在追求的，是冒险和创业的刺激。m的精力好得让人觉得可怕，我第一次见到他，除了“hyper”这个词之外居然想不到还有什么更恰当的形容词来。
这次回去时间匆忙，了解的面还窄，不过有一些感觉愿意提出来和同行们商榷。和美做横向比较，中的信息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是枝干模糊，学校、研究所、营和民营企业在研究、开发和应用这几个环节上角不清楚。第二是技术平普遍低，于“起步、跟踪”的状态，在这里打上引号是因为由于外技术发展的高速度和内人才缺少的现实，这个状况很可能会持续上很久。第三是做增值的慾望低，无论是m的公司还是联想集团，高技术含量还是太小。在这种情况下，外企只是把中当做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中信息界的公司也似乎满足于完成销售渠道这个使命—无长期打算，只做短线利润。而中产权保护不有力，则更进一步加大了阻力。从一方面来看，由于信息工业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在中还没有形成自己强有力的技术基地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转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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