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保护法律等，这又似乎很难改变。
原来在学校，按着新陈代谢的规律，隔一段时间周围就要换好多面孔，次数一多也就习惯了。要说起来，洋队的生活也不外是在“找房／买车／打工”这三步曲里折腾，不过是境随事迁地有不同阶段罢了。新来的大多斗志昂扬年轻气盛，而且越往后底气也越足，口袋里再不象当年的我们一样只有皱巴巴地那么几张票子，“找房／买车”那两步噌噌噌地迈得好潇洒。而那个漫长的“打工”长征则因人也因校而异了。机遇好点的可以做助研，在老板的手下攻课题，做实验“泡”制文章，往会议讲台上一站一开始肚子还打抖，慢慢地把皮练厚，不耐烦人问就把手一挥说：“let me take your question offline 。”那大意就是说您先一边呆着去，一会再来烦我。机遇差些的就去涮碗端盘子送外卖拧螺丝装母板，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总而言之是在资本主义金字塔的最底层忙活。这么个小长征再怎么说也是在学校的真空管里转悠，所以走出校园的时候虽然头上多了一顶或几顶帽子，说实在的和留在内在社会上跌打滚爬早已经换了几层皮的哥儿儿们比起来，生活阅历上通常是退化到小儿科的地步去了。毕业后还是三步曲，只不过“打工”的票子要多上一把，“找房”是要自己翻身做“地主”，而“买车”其实是喜新厌旧，抛了糟糠之车来鸟枪换炮。绿卡办下来再过个把年就可以举手唱“”歌换护照了。工作上慢慢往上爬，野心大些的整宿整宿地琢磨着要开公司，野心小点的过几分钟就去查一下市里的心血又蒸发了多少。周末在家除除草浇浇，累了直起腰来往天上一看，说：嘿，这美的天，蓝！
美的天蓝是“美的天”，进入不了主流文化的洋知青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做所谓的“边缘人”。当然，这苦恼不见得人人都有，因为边缘人大可以有不同的手段把边缘一把抹去或者闭眼不见。这么先退后进的一来，边缘人就成了“际人”，共产主义尚未成功，际人总可以先做。入乡随俗的际人以融入美主流文化为主，以在这里开辟自己的家园和战场为己任；不甘寂寞的际人则努力要翻耕出一块文化自留地，来映射他们五光十五味俱全的成长和生存经历，海外中文网络这样不大不小又热闹又吵闹的……
[续重走大上海上一小节]所在，也不过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
跳完第一个三步曲之后就打道回的人虽然不占多数，但也不是少到了成了稀有动物的地步，其中不少或是因为在这里专业出路不好，或者是因为家庭情况所迫。情况林林总总，道理因人而异，但不管如何，学成后马上归，事实上很少是第一选择。说到这里，倒记起一件趣事。某次翻到一篇《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一个归人员的专访，读到“毅然放弃在美的高级公寓和汽车”一句，不由得哑然失笑。跑到外面来，什么房不是“洋房”，当学生不住公寓住什么？没汽车能跑出几里地去？不是这记者弱智就是那老兄在装傻。话说回来，我对学成归的人们从来都是心存敬意：不管是为理想所驱还是现实所迫，他们的努力总是在自己的家园里开花结果的。这样回去的人们假如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需要重新培育出来一些理想主义的要素来支撑自己。这么想想，上面提到的那篇专访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次回去特意去拜访了几位。不知道为什么，有几位在一开始的接触中，从他们客客气气的接待中总隐隐透出一种冷漠，一不很自然的傲气。或许是因为我自己这种学成不归的状态？一直要等到谈开之后，交流才会诚恳和顺畅起来。其实大多数人的感觉都并不如他们期望地那么顺利。在学术上大气候和小环境都不如外，科研上施展不开；相对简单的阅历和两种文化不同的事方式又让他们在人事上频频碰壁。时不时的，这选择值得与否会困绕他们。可说实在的，我们不也经常面对同样的困扰吗？
如果是在跳第二个三步曲的时候回去串场子的话，（钱）前有赚头后有退路的这么一来，腰杆子就要壮实多了。其中比较保险的一类，是派回去做“买办”，出长差。在中做事的路数就象行酒令，鬼子们伸出巴掌来也不知道哪对哪，云里雾里地对不上招。派“买办”做事知你知我知天知地，一接上轨就能跑得比较顺。一个不容忽视的的间接效果是西方家先进的市场和作模式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相关的中方人员。“买办”有的搞市场，有的弄技术，有的司管理，其中应该以前者居多数，但我个人以为对中的长期影响后两者的贡献更多一些。他们个人的经济帐也蛮划得来，吃住都有补贴，年薪按外的标准照拿不误，按中的经济标准来说，可以算得上是日进斗金了。北京的外商楼，月租五千美金以上，高到让人瞠目结的地步，这才叫真正的“公寓”呢。因为“买办”的费用比较高，近年来的趋势是来自海外独资企业的比例渐少，而合资企业引进的反而多了起来。有一家企业到硅谷招中层管理人员，年薪提百分之二十，合同是二十年限。听说还有内独资企业参加叫板的，挺有魄力。这一群人，靠的是人才密度的落差。
还有一拨是回去直接下了海。在信息工业界，大概有这么两类。第一类是把内纯粹作为消费窗口，往回倒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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