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倒技术的到内再开发的）。第二类是在外接活，到内招人干。第一类靠的是技术的落差，第二类靠的是劳力费用的落差。不管怎么干都行，只要别傻干。我听说有一位哥们想回去干英特网服务站，去跟人游说说“英特网这阵地，咱们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就让人资产阶级拿去了”，这就好象玩得有点离谱。我知道干得最绝的一位是照着接活回去招人的法子干，但同时又在美开一个猎头公司。内人员干活等于“培养人才”，活完了之后就把他们转手通过那猎头公司卖到美，两边一起赚，四大皆喜，手腕不可谓不高。
技术、人才密度、劳力费用等等落差，是到目前为止推动人才回流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在美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在已经建了基地以后再回去，在心理上安全系数要高一些，在经验上要成熟一些，在效果上直接参与中的市场开发和技术引进的作，应该是现阶段一个很不错的模式。由于对薪酬以及中向来政策多变的历史的顾虑，让这些人员直接进入中方企业各级的核心管理阶层似乎不很现实，但这是不是值得一试呢？
我不知道回流和出洋的比例怎么样，只知道以前见过的这个数字少得可怜。但当时的回流只有“一颗红心献给”之类的直接回工作的模式，在统计上是有问题的。现在出洋还是很热，但温度比八年前要低了。有意思的是，这次回去和当年上附中、大学和研究生的老同学聚会，居然有好几位或者还在盘算着出，或者索马上就要打包上马，也还是从申请学校开始，自第一个三步曲起。这让我多少有点吃惊，要知道大家都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全已经成了家，立业的成绩虽然因人而异，但经理之类的乌纱帽是起码都戴着的。我是知道一些年纪大点的朋友出来重新挣扎之坎坷的，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来队，最实际也最可能的结果是实现那个生活准上的落差。实在不是我有意要从门缝里把人看扁，事实上就是这把年纪出来闯的朋友们不多有再到外面打一个大天下的抱负。但这么做值吗？但细细一想，又觉得出来换一种活法也未偿不可。对很多人来说，许多边界正在或已经消失：“流人”越来越少，“流动人”越来越多。
一方山育一方人，在中长大成人，在美学艺立业：对祖心无牵挂的人在这里都无需多费笔墨；同样，如果说在美的成长让我们不在不同程度上和潜移默化中接受、习惯甚至赞许异邦的生活和文化思路也是不可能的。对选择的犹豫是必然的，而选择以后的存疑则是悲剧的。从“边缘人”到“际人”，从“流人”到“流动人”，这个世界，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小：人啊，人！
原来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杂杂地交了一堆文科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海聊。其中最铁的一个哥们，是w君。w是个大烟鬼，每晚地上的那一大堆烟头里，数他的贡献最大。这个哲学系的高才，诗也写得很棒，自己设计装桢了一本小诗集《两片幻想》，还为每一首都配了图，一共就印了二十本。其中有几首我还在诗网上介绍过。他的一首《吃掉一半》，是这样的：
《吃掉一半》
又踏上这午夜的南京路
两边的橱窗正透着暧昧的桔黄
我的心被灯光撕去一半
黑夜里分不清铁栅栏的里外
我原来是只动物园的熊猫
每天嚼着城市里出产的竹枝
那灰的楼房
在我的肚子里吸发胀
好象应该有带静电的雪花
我的鼻子是块发了霉的窝头
两只手合起来就是一个蒸笼
两片幻想贴在一起……
[续重走大上海上一小节]
熟了就要端走
你呼出的寒气忽然变成只肥胖的鸭子
总是要让他人来吃
还有那只光滑的柑桔
又踏上这午夜的南京路
两边的橱窗正透着暧昧的桔黄
我的心被自己吃去一半
九年多前写的一首诗，在今天看来还是把中文人在现代社会中恍惚不稳的心态表述得淋漓尽致。大上海，这个五光十嘈杂而亢奋的大都市，正弥漫着也将要包围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情绪之中？当今世界，正从理、单线条、工具和作的现代社会匆匆忙忙跨入感、多元、平面又同时在对权威的解构游戏中乐不思蜀的后现代社会。如果中文化不仅仅是要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而且要更进一步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文化和文人将如何向前演绎？隔了这么多年回去，我心里乱乱地装了许多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
写《吃掉一半》的w，胃给切了一半，也因此把烟给戒了，医生说最多一个星期两支。我跑去他的新居聊天，一下子把他一个星期的量给耗了。w在教书的同时半职回复旦读哲学博士，学校给的一室一厅的房子，算不上大，但比原来三个人挤一个小屋的研究生时代要好多了。原来的满满两书架，换成了一整壁顶天立地的书墙，从一台破机子和几十盘古典音乐的磁带，到jvc加光盘，从质和量上都进步不少。再加上一个活活泼泼的师被他“拐”来作了老婆，这就该是全部的变化了。除了那半个不知去向的胃之外，真是算不上有太让我吃惊的变化了——书生总是书生，原来的那帮朋友里除了官运亨通的之外，没下海的就他一人了。坐下来，还是象往日一样天马行空般地海聊。等到说到上海，w蹦出“伦理危机”这么一个词儿，让我有点吃惊。“危机”这个词用得太烂，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紧张力，可是“伦理危机”——至于吗？不错，中正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圈地运动”所必有的丑陋，自然一一鲜活无比地上演，这没什么好太过惊讶的。但在我，总愿意相信这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根本的，因为往前走，将会有伴随着建立在契约制基础上的经济运作而来的公平竞争意识和法律规章，往后，则有可以在儒道两翼飘逸而行的传统（确也不乏尴尬的）文化内核作支撑……w说这成不了局，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学术上他已经归了刘小枫那一拨，那就是返归于以基督教义的本核为根的一套规则。在那里，普爱、公平和正义不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附庸，而是不可再问的终极价值。我争辩说只要社会生产里还没有到无限发达的地步，文化的相对平总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比方说，美明里暗里的丑闻不仅有，要真丑起来可也是问鼎世界的平。但从心底里，我又不得不承认美假如不能说更“文明”，那么在平均平上确实要干净和纯粹一些。近年来美人各个年龄段里趋向精神化（不管是不是通过某种宗教的途径）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去过华人教会的朋友都会感觉到一种简直让人窒息的功利心态。而最近一些建立在普遍人文准则之上的行为科学被广泛接受，也确在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问题。但是，横移基督教义（而不是因着去天堂的一厢情愿的功利心只在行为上恪守教会的法规）在中切实可行吗？而假若不行那么是否一定标志着中文化的末路呢？很可惜，w要赶着回家过年，这个话题再也没机会往下聊。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这个短假的尾声。匆忙中又找了几个老爸老的熟人，浅浅地就几个话题聊了聊。h是我家的老邻居，和我爸在一个学院。他是美协的人，什么都画，在上海是很早就玩抽象画的青年画家之一，作品参加当年轰动一时的上海八人展。不过他的画在今天不如他的评论出名，从他笔下走红的每一个人都比他要发得多。h也算是个奇人，平时是不言不语笑眯眯的老好人一个。老婆身不好，他买、汰、烧一把抓，堪称是标准的模范丈夫，模范的标准丈夫。可是一谈起艺术来，却眉飞舞手舞足蹈，一时半会儿绝对煞不住闸，有什么样的听客都没关系，我怀疑是对着一头牛都可以开练，整个换了一个人。谈起上海的艺术界，h很肯定的说，从小说、戏剧、电影和绘画等等艺术手段来说，上海是挤不掉北京来抢“文化中心”这顶帽子的。上海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平均一周的访客可以惨到只有五个人的地步。这些年，画界也几高几低的过了好几波，其中政治波普（p olitical pop）很时髦了一阵。按我的看法，这也不过是解构在中艺术界泛滥的表现吧。这里边倒也不见得一定是往北边一边倒，比如那一系列把老毛和又毒又艳的鲜花杂拌在一起的油画，不仅出自上海，其实就是咱们楼底下l的大手笔。l如今是鸟枪换炮了，画卖得好，他和经纪人一人买了一栋楼房，早搬走了。l的那几幅画，我是在圣荷西的艺博馆参观由香港的几位艺术界的人士办的《中·八九以后》的专题巡回展中看到的。那是质量很高的一个展，能在这里看到实在不容易，在其中看到徐冰的装置艺术，还因此激发了后来在《风》介绍他的作品的念头。对中画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中前卫艺术》①、《中青年油画家·百人作品》②等等，我也就是从那里一鳞半爪地看了一点就在这里乱侃的。按l的说法，艺界的大线条是越来越向感、视觉效果走近。后现代文化中平面的人和平面的文化，虽然总会在某一天普降于世，但在现在还是边缘的，还是由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线的艺术家来验和探索。
j是作协中人，专职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可花很多时间在做电视台的独立制作人和撰稿人的工作，频频出镜，名气不菲。j为人热情，也健谈得很，大半生都在影视圈中，他的社交面广而实际，他在社科院做的课题主要是为官方如何改革上海的影视和娱乐业出谋划策，所以听他侃侃，很长见识。比如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扎堆的标准，原来是很有些含蓄地由文化来分，可现在是按照利益的需要自动调整分层，我怀疑这是不是资本积累阶段的必然规律。再比方说上海电视台今后改革的动作说不定不小，除了新闻、育和社教这三个核心之外，都分出去让人作，这样的话又会出来一大堆广告中间商。上海影视界的作规律是在形式上参考外，在内容上找所谓“热点”。说起前面那半个规律，我想起有一晚看到一个口秀，在边席上和美的《今晚》节目一样安了个小乐队，可却是长袍马褂二胡扬琴，看好半天都没顺过眼来。内好莱坞的烂片进得太多，让请来咨询的美专家都大跌眼镜。不过看样……
[续重走大上海上一小节]子内的电视节目比以前要好多了，我还看到discover台的nova节目被转译过去，这可是大好事。看过几次名为《实话实说》的口秀，感觉不错，问问j，却说是先前的几个要好很多，可是因为在政治上敏感些给砍了。说到“文化中心”，有意思的是j十分自信地咬定非上海莫属，因为上海的际节最多，上海的信息流通最快，上海和际间的交流最通畅，上海崇洋不媚洋，上海办的小说奖最放得开，等等等等。显然，j的“文化中心”的定义要实用得多，和h的很不同。而他们对上海电视观众的调查表明，上海人注重实用、实惠、实利和实力，对信息的关心和胃口都大，并且还是一如既往地讨厌精神上尤其是形而上的讨论。上海作为海派文化，对西方的东西吸收极快，以消费、时装等等习俗的步步紧跟居首。但同时，外商对进驻上海仍有忧虑，其中前三条是政策和法规的无常，作市场调查信息收集困难而缓慢，以及缺乏健康的作习惯。这些，不知道以变通灵活消息灵便而自诩的上海人作何感想？
这三家之言有几是相同的，也就是伦理危机是存在的，前卫一些的后现代的平面文化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两者都没有多少人在担心着或者经历着。至于“中可以说不”这种思，大家更是众口一辞地表示冷淡。按照另外一位朋友更精当的概括，那只不过是暴发户不平衡而阳萎的心理投影而已罢了。上海是不需要也不应当有这种愚蠢的暴发户心理的，上海应该是个大熔炉，采炼各家的风采而不失去自己的风骨；上海既然富一点，就更应该富出相应的人情味来：上海，假如不能“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谁能？
坦白地说，我自己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总是有一点尴尬的心理。年少时老是一肚子莫名的反叛精神，觉得上海拥挤的生存空间必然地导致了上海人狭隘、算计的心理空间和本能。这就象是有人拿某种鱼来做实验，假如放在一个小盆里则必然互相残杀你死我活，换一个大盆才能各自相安无事，所有的孽端，都在于没有空间。就这样，别人做上海人自豪得很，我却暗暗地有些自卑，要是新交的朋友说我不象上海人，就象是得了莫大的夸奖。
很奇怪，这次回上海，却象是重新发现了上海人。我发现上海人虽然不是嫉恶如仇也不是从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