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之纵的方面的关联，即历史发展之空间的关联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不但古代的历史家很少注意到，就是近代有些所谓唯物论的历史家，也完全没有顾到这一部分与全体之统一问题。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把世界史划分为几个区域，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与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虽然他指出各个世界的历史，并不是不相关联地孤立着，反之，而是世界精神在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借每一民族精神而显现自己。很显然地黑格尔所指的关联，不是具体的历史上的关联，而是指的它们的精神的关联，并且他的目的，不是指的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时间的不可分割性，而是拿空间去分配时间，即他所指的这几个世界，是代表着世界史发展之一系列的时代。东方世界，是代表历史上之“迷信”与“专制主义”的时代；希腊世界，是代表着历史上“美”与“自由”的创造时代；罗马世界，是代表着“不自由”与“痛苦”的时代；日尔曼世界，是代表着“不能再看不出一点不满意的东西”的时代。这样把各个空间的历史凑合为一个历史发展之时间上的系列，自然是对于各个空间的历史之各自的发展不理解，尤其不理解历史在其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所发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各个空间的历史，固然可以在世界史的原理之下，综合起来，但所谓世界史的原理，是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发展法则之下去发展，不是各个民族担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前，没有历史，在这一阶段以后，他把自己的历史就遗交于别一民族。自然，像这样的历史，不是具体的活的历史，而是黑格尔幻想的历史。
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一贯的都是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以外的其他与汉族有关的诸民族历史，除非那个民族曾经“入主华夏”以外，一切都以“夷狄”二字而摒诸中国史之外。即有记载，也非常简略，一直到洪钧的《元史释文证补》，才知道从蒙古种族之历史发展上去搜取材料，但对于相互影响，并未予以说明。元代拉施特的《元史》，又只是编述蒙古民族之世界征服方面，而过于疏忽了蒙古民族与中国之关系。此外中国以往的历史家，如魏源、徐松等，虽然也纵谈“边徼”的形事，但他们总是把其他民族孤立起来去谈，而不把其他民族与中国的历史关联起来，进而从其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在近代对于历史发展之外在的关联性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的意义及范围》一节中，说明研究中国史应注意的几点，其中有涉及历史之外在的关联性者甚多。如他说，我们应该“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与冲突之迹如何，其所产生的结果如何”。“说明中国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如何。”“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梁启超提示的这几点，确实有其部分的正确性，可惜他只是指出了一面，即他民族对中国史的影响，而遗漏了另一面，即中国民族对他民族的影响，同时他在历史科学之实际的研究上，也并没有把他所理解的原理应用起来，因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作用，而不是交互的作用。不过，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国史学界，总算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
其他实验主义者的历史著述，不但谈不到理解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而且也谈不到汉族史与中国域内及其四周各民族史的关联，甚至就是整个汉族史也不能从其发展的全面上去观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在时间上截取一个片断，顾颉刚的《古史辨》，就是把整个中国史割成许多碎片。虽然胡适也曾说中国哲学，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很受印度哲学的影响，但可惜他并没有继续写出这一时代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的波格达诺夫主义者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字谈到中国历史之外在的关联。自然，在初等逻辑学者看来，甲就是甲，乙就是乙，那完全是各自孤立的绝对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就是大汉族主义孤立发展的历史，与其他一切民族是不相干的。因此陶希圣在其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有一节说到“佛教的输入及兴盛”，但他主要的是阐明“释迦的教义及其变化”以及其“宗派”，他并不是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在同书的第四卷，虽然也说到“金元的集权趋势”，然而他只是截取这两个民族统治中国的一面，而并没有说明这两个民族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关系的发展，所以也只是一种片面的叙述，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金元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之一贯的影响。
旧的唯物论者观念论者，忽略了这一历史的原理，我们还可以原谅，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性上所展开的思维方法所限制，但是我们初期的新兴唯物历史家，如郭沫若等也没有十分注意这一点。吕振羽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以及《殷周时代中国社会》中，他虽然指明了这一原理，但还没有把这一原理充分地具体地应用起来，他也仅仅凭着殷代自身的历史遗存，如甲骨文字以及殷周民族的本位历史去说明这一时代，对于与殷代同时期的许多氏族部落，如甲骨文中所发现的就有几十个，虽然他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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