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者与侵略者，他们是根据一种什么社会条件才实践其反动的历史行动。这诚如章学诚所云：“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然而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
像以上这两种历史观念的错误，现在一样地表现在现阶段世界史发展的理论的分析上。一方面法西斯历史家，忽视一切经济生活，忽视历史的发展之客观的动因，他们的历史，就是神话，战争，帝王与英雄，制造拥护战争，拥护英雄的历史精神，把个人的天才代替了大众的集体的创造力，因而他们把反动的国际法西斯的一切盗匪行为都不看做是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要求殖民地的原因，反看做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心理冲动，或天生的一些炮手。同样的理论，在中国有人以为中国此次的抗战是少数主战派的个人的意识的冲动，而不是由于民族解放的这一历史要求，对于“投降主义者”的批判，也只是认为由于其心理的脆弱，而忽略其最基础的阶级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却又完全侧重于经济的客观的动因，而忽略了这些侵略主义盗匪头目及殖民地反侵略斗争中的革命领导者，在现阶段历史上所演的指导任务。
总而言之，过于着重于客观的动因或主观的动因，都是错误的，历史发展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的发展。虽然在究极上，一切主观的动因，是客观事实的产物，而主观的意识，又是促成，至少是加速或延缓客观的历史发展之唯一的活力。历史的创造，固然是许多个人，即大众的力量，然而大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历史的动力，又是由于领导者把他导入历史各时代之各种斗争的正确途中，使他们从分散的个人进到有组织的全体，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没有秦始皇，中国为了防御胡人，也许还是会修筑万里长城；没有汉武帝，中国也许还是会北击匈奴；没有陈涉，吴广，中国当时农民也许还是会自动地起来推翻秦代的政权。但是有了这些伟大的领导人物，则对于这一些历史运动的推进更为有力。同样，没有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德意日也还是要变成侵略主义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些盗匪头目，对于侵略主义的扩大推行，就比较来得更快，或来得更野蛮更残酷。同样，没有现在的领导人，中国也还是会抗日的，但有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就更为坚决，更为积极。自然，在这里又应说明白，伟大的个人，并不是神，他也是历史的产儿，而且只有在他是代表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客观的环境，固然是推动主观意识的动力，但主观的意识，又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环境的动因，而且主观意识一经形成以后，它又往往跑到客观环境的前面，成为一种指导客观环境的倾向之决定作用的力量。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固然是苏联的劳动大众集体创造的成果，但也是由于列宁史大林的正确的领导方法，所谓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政策之正确的创立。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切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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