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当资本主义的没落期，布尔乔亚所娇养的那些史的观念论者，他们恐怖他们自身的历史恶运之来临，益发害怕真理，害怕科学，而且不能不积极地逃避真理，背叛科学，这样的倾向，在历史科学上，表现得更为露骨。因为历史科学，比之自然科学，更容易被人们的主观所歪曲。在所谓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诸国家，他们还没有走到露骨的反动的绝顶，他们还觉得要用科学伪装自己才能发挥其更大的欺骗性。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以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力学，地理学，乃至气候环境人种等来解释历史，来迂回的消灭历史的实践性。他们虽然叫着“回到黑格尔”的口号，但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把他们先辈的观念一元论拖到更庸俗的更浅薄的观念的二元论以至多元论了。
为了要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当然的应该永远继续下去，那些效忠于布尔乔亚的奴才，不能不反对历史之“变革的理论”，不能不否定“动的历史观”，建立“不动的历史观”，不能不以“历史进化论”，代替“历史突变论”，以避免历史对于自身之否定。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命运，比之于“能力”（Energy）的永远不变，把历史的发展，比之于机械的移动，一致热烈地致力于史的唯物论之进攻。他们也知道仅仅如此，还是不能隐蔽历史的前进性，为了固守着资本主义行将失去的历史阵地，聪明的观念论者，即刻发觉了隐蔽历史的实践性，是一个紧急的任务。于是又重新向中世纪招回了“上帝”或“绝对理性”的幽灵，并以这种幽灵把人类实现的历史，引导到虚无缥渺的境界中，企图使人类迷惑于这些“虚空的幻想”，“天国的永生”，而忘记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之争取，因而借以缓和劳动阶级的革命。
为了达到这一任务，观念论者便即刻用“道德”代替“理性”的地位，创立了史的道德论。他们强调道德与正义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以为每一个历史上的新的进步，都是对神圣的东西的罪过，即对于正在死灭的，因习惯而被神圣化了的旧的状态的叛逆，即恶势力向善良的“道德”的进攻。照他们看来，则以铁链与皮鞭加于奴隶与农奴，这正是古代奴隶主与封建领主之“纯良生活”与“伟大的道德”，同时，在警察棍棒之下所执行的布尔乔亚的阶级剥削，这正是布尔乔亚之“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值得保存的。明白些说，观念论者以为一切既存的事实，都是善的；反之，一切反既存事实的行动与意识，都是恶的，自然的推论，历史上各时代的革命，都是这种恶的观念对善的观念的斗争，因而道德在他们眼中，便变成了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真理，超历史的及超民族的永恒真理。
然而这样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善恶的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民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世纪，几乎有时变为相反。道德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实际的条件中，即从其所与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经济条件中，所规定出来的一种意识，这意识是随着经济条件之变更而变更的，决不是一个贯通一切历史时代的穷极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拒绝任何欲以道德的教条作为永恒，终极，往后不变的道德律之企图；相反的，我们主张任何道德理论，直到现在，归结到底，总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总是发展于阶级对立之中，所以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阶级的对立，而且在实践生活中，消灭一切关于阶级的回忆之社会发展阶段上，则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因而把某一阶级的道德当做正义而予以保守，这显然是一种阶级的偏见。
史的观念论者不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去认识道德，而从单纯的抽象去构成其所谓“道德”，再把这种“道德”当做永恒不变的正义去支配现实的历史。不是历史上各时代不同的物质条件构成不同的道德，而是先天就存在着一种超时间与空间的道德，决定人类历史各阶段的诸构成，他们不但扬弃了现实的历史之质的范畴，而且也否定了现实历史的观念的全面性。由此，他们所谓历史，不过是观念。而且是一部分的观念的范畴，一切历史的实践性，都被视为在想像中存在的非实在的东西而解决了。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实践，都通过观念论者的头脑，升华为纯良的道德，正义以及永恒的真理，历史再也没有什么存在的东西，只有善与恶的观念，历史上一切的斗争，都是善与恶的斗争。
根据这种见解，因而他们又进一步肯定，只有善的才是有用的，只有有用的，才能具有存在性，所以一切现存的都是善的，因而也就都是应该永远存在的。如果照这样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借用史托里亚诺夫批评波格达诺夫的一段话：“妓女的魅力与男娼的魅力的存在，便应该是中世纪的客观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依照他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就是‘常识的’，即人类的大多数接受了的真理（即认为是有用性的）。”同样，在现在阿比西尼亚，奥地利之被并吞，“满洲国”之被制造都是存在的事实，而且对于这些侵略主义盗匪们都是有用的，因而也就应该是神圣的，不可反抗的。他们这样哲学地祝福侵略主义，无非想取得野蛮的法西斯盗匪的津贴与感谢。
其实，一切存在，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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