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适应性问题，即社会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问题。在历史哲学上，是基本的重要问题之一。
史的观念论者，总想把社会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升华为一种超现实的，孤立的东西，使之从历史最根本的发展过程中浮离出去，脱离社会生活的斗争，并企图由此证实意识形态的本身之独自存在性与绝对的永恒不变性，因而归结为不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支配人类意识；反之，而是人类意识支配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恰恰相反，机械论者则完全否认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形态，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以及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相互的影响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关系中，排去了活生生的人类意识的创造作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与人类无关的死板的社会经济之自然主义的发展，所以机械论者到这里便回复到了进化论的旧巢。
就意识形态来说，观念论者，分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并颠倒它们的作用；机械论者，抹煞意识对存在的影响作用。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甚至相反，而其无视存在与意识的适应性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关于历史的适应性，马克思很明白地指出来，他说：“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即现实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建立着法律及政治的上层建筑，并且既定的社会意识诸形态，也适应这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之一般。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反之，倒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很明白的指出，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决定社会政治形态以至意识形态的一般。同时，他又指明，由于生产力之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才引起经济基础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就变革了各该时代的政治形态以至意识形态之一般，马克思这一段话，给予理解历史的适应性以最大的启示。
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政治法律艺术以至哲学宗教这些上层形态，都是受社会的存在所决定。换言之，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即使它发展到最高度——总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乃至上层建筑之一的政治形态上所反映出来的。马克思说：“一切的宗教史，舍去了这种物质基础，也就无从批判起。用分析的方法去找出神秘的宗教思想的‘地上根源’，当然要比相反的从现实生活诸关系中，导引出适应于此种关系的宗教形式容易得多。后一种方法，是唯物论的方法，因而也就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之所以特别指明宗教这一点，就是因为宗教比之哲学是距离现实的经济基础更高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和社会的经济关系的适应性，更容易被人们混淆而使之暧昧，然而不管怎样混淆这一适应性，仍然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的发展，首先是依据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的物质基础来决定；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辩证的发展来决定。社会各集团之不同的利益根源，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性质及其基本倾向。
正确的说来，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人类各集团以集中的方式，表现着人类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发展，和其过程。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之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意识形态，也日益扩大并加深其接近真理的程度，发生新而又新的范畴与内容。随着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之不断的更替，意识形态的发展也与之适应着。从这样看来，人类的意识形态，乃是依据其历史行程中各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条件而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把意识形态的发展，当做是从其社会现实的根基游离着的孤立发展起来的，那便是错误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面，后来的某些意识的东西，虽然其内容较以前的会要丰富些，但是也许又更要不正确些。历史上每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革命时期的表现，总是较前进较现实的。然当其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尤其当其阶级的没落时期，其意识形态的表现，便一天天成为非现实的，落后的东西。所以，跟着其阶级地位的变动，就可以寻出其意识形态之发展的过程。
意识形态，既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反映出来的，所以也就必然随着这些基础的发展与变革而发展变革。同时，由于意识对于存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律”，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意识的变革；意识的本身，也能给予下层基础以正或反的作用。但是机械论者，以及布尔乔亚的历史家，为了要诽谤史的唯物论之全部理论，却故意歪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关于史的唯物论的公式，他们无视意识形态对历史的作用，而且把这一歪曲的意见，诬栽到马克思身上，把史的唯物论，变成死板的经济史观。
关于机械论者歪曲史的唯物论的谬论，恩格斯在其《给约塞夫勃诺霍的信》上，曾有如次的一段申明。他说：
“依据唯物史观看来，历史上最终极的决定的契机，是现实的生活之生产及其再生产。在这以外，马克思和我都不曾主张过。如果有人歪曲这一点，而说经济的契机，是唯一的决定的契机的话，那命题就会转化为无意思的抽象的悖理的空辞。经济状态虽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诸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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