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之先阶级社会时代（氏族社会前及氏族社会时代），以往的历史家，大概都根据一些神话传说，加入自己的幻想，假设一些帝王，如“三皇”、“五帝”，把这一原始氏族社会描写成为所谓“王道盛世”。这样的假设，在中国历史学之历史发展中，虽然也间有改变，但从周秦诸子以至司马迁一直到清代朴学（考据学）发展，下逮王国维等对甲骨文、金石文字之整理以前，大致上，还是大同小异的流传着。尤其是汉代所出现的纬书，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之制造尽了很大的任务。自然，人类的历史，无论在哪一民族，在其原始的氏族制时代，决不会有什么“王”，尤其不会有什么“王道盛世”，而只是一些原始人蒙昧无知的在过渡其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既不知道私有，自然也没有什么阶级，更不会存在着执行阶级剥削的“王”。然而以往的中国的历史家，竟然把它描绘为一个“王道盛世”的时代，这显然地，不是依据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当时的历史家把自己所处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形态，观念地去加于原始世界。换言之，他们的原始社会史不是原始社会史，而是当时历史家自身所生活于其中的封建社会史之向上伸延。
自从实验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在历史科学上，出现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的“历史的怀疑主义”。胡适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胡适对中国古史之所以采取怀疑的态度，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史料的缺乏。他说：“唐虞夏商的史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至于《易经》更不能作上古哲学史料……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因此，胡适“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用《诗经》作当日时势的参考资料。其余一切‘无征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这个办法，虽比不上别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诬’的讥评了”。胡适这种闭口不谈古史的小心态度，到顾颉刚便更为发展，他简直和那位以“疑古”自名的钱玄同打起“疑古”的招牌，窜进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其所编的《古史辨》中，把胡适认为可疑的作为古史材料的“伪书”，都推翻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如果有人还要谈中国古史，他们便会加你一个“非愚即诬”的现存的罪名，不过顾颉刚对于古史中的许多发明与发见，那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比如他发明“禹是虫”，虽然他没有能再进一步指明这个“虫”就是一个民族的图腾，但这是由于实验主义的认识界限拘束着他对于这一历史时代的内容之理解，我们应该原谅的，反之，在其摧毁无稽的历史神话这一点上，也是有其相当功绩的。
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史料的缺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不仅在中国为然，在世界其他任何文化的民族，在其历史之这一时代，对于用文字记录的书籍，遗留下来的都非常稀少。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甚至他们的文字尚没有形成，他们还不知道用文字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即或有极简略的记录，也因为在长期的历史时代中毁灭了，存留下来的当然不够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如果把这一时代的史料，完全从文字记录中去寻求，那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尤其在研究文字未发明以前的历史，我们除了从出土的实物和神话，传说，及民俗学的知识去相互印证，便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是要请我们“历史的怀疑主义者”对于原始人予以原谅的。
“历史的怀疑主义”，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曾经取得了一个短时间的支配作用。它影响到后来的一般新兴历史家不敢从封建社会再前进一步去研究先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而使得中国古史的研究，停止在神话的阶段，这是中国历史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障碍。
首先接受这个影响的，便是陶希圣，他说：“在一个科学的考古家看来，夏殷周的史实，没有多少靠得住的。”又说：“春秋以前的社会是什么？更没有确证去考察。把一切传说和附会，用一个系统去整理论列，在现在并不是没有人做工夫，可惜托古的‘重言’不能作事实的真相。离开那些断简残篇，又从那里去寻绎史料，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古史破坏的时期，建设翔实的古史，却必待考证工夫完成以后。”陶希圣这一段话，简直就是胡适非难古史的复写，因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就只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不仅陶希圣在这一历史的怀疑主义支配与影响之下，还有许多历史家，他们都尽量地避免“非愚即诬”的讥评，而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固步自封于周秦以后。
然而原始氏族社会这一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之曾经存在，又是无可争辩的。至于这一时代的史料之不充分——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研究的可能——固然是不可否认，但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遂将中国历史之原始社会这一阶段，摒诸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之外，使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无头的公案”。我们以为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只是截取其中的一段，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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