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起，已经有五千多年了。在这五千多年中，社会经济的基础，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经过“质的变化”，如以往的历史家所认识的一样，中国历史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建基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丝毫没有变更过，它既不是由其先行的历史阶段发展而来，又不曾转化为较高的历史阶段。恰恰相反，我们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文化民族的历史一样，经过了一系列之发展诸阶段。
关于这一点，实验主义者胡适，顾颉刚等是闭口不谈的。他们一直到现在，还坚持着中国历史从远古到现在还没有“质的变化”，只有时间的推移。所以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划分，也就只是以时间前后为准则，而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而他所谓古代，又是春秋以前除外的古代，所谓中世，是自汉至北宋，所谓近世，是唐以后。很明白地，胡适这样的划分，就是暗示着中国历史只存在着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顾颉刚与其说他是一个历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考据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史资料并批判了这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而结果只是编辑了一部断烂朝报的《古史辨》。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贯行程，和乃师胡适一样，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对于他自认为精通的中国古史的认识，也非常模糊。不过，他在中国古史这一笼统的题目之下，作了一些旧神话的新解释，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但可惜的，他既不相信神话传说，而又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绝对出土的古代遗存之考证，因而，使得他对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旧神话变成新神话而已。
陶希圣对中国历史的划分，是随时变更的，而且往往自相矛盾的。如他有时说，中国历史自始至终，都是封建制，有时又说，中国没有封建制。其所以随时变更的原因，据他自己申明，是“弃公式而取材料”。不错，有了新的材料，是可以放弃旧的不正确的意见；但我们很钦佩陶希圣不为公式所拘束，但我们也同时希望他不为材料所玩弄，甚至被材料所包围而无法脱身，终于被材料所埋葬。现在我们把陶希圣的各种划分法，写在后面。
关于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他有如下的各种说法：1. 周以前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2. 西周时代中国，已建立“原始封建国家”；3. 中国在黄帝时代，便成立了“初期封建国家”；4. 商以前是氏族社会；5. 西周时代是氏族社会末期。
关于春秋战国时代，陶希圣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 有时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封建制度，已经结束了；有时说，旧封建制度已经破坏，“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溃”；2. 但似乎还有个什么新封建制度。
由秦汉至现在，陶希圣有时说：“中国社会，自战国到最近，是不变质的封建社会。”同时又说：“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依前一说，则他认为中国社会由战国到清末，是一个封建社会；依后一说，则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两种对立的见解，都表现在同一著作中。这不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令人“惶惑”，而是陶希圣的同一书中，有两种主张，令人“惶惑”。
一九三二年的九月，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的阶段划分又改变了。他在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中，把中国社会发展形势，重新划分为四个阶段：“（一）西周时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二）由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社会；（三）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封建庄园时期；（四）宋以后是先资本主义社会。”
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陶希圣的见解又变了。他分中国发展为：“（一）神权时代（商代）；（二）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时代）；（三）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四）民主革命时代（清末以后）。”在这一次的划分中，主要的是用“神权时代”代替了他的“氏族社会”，用“贵族统治时代”代替了奴隶社会，用“王权时代”包括了他的“封建庄园时期”和“先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以后，还多添了一个“民主革命时代”。
到一九三五年八月，在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的见解又变了。他索性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段，回复到胡适的划分法。（一）古代社会（纪元前五世纪——后三世纪）；（二）中世纪社会（三世纪——五世纪）；（三）近世社会（十世纪——十九世纪中叶）。这一个划分的特点：第一，他所指的古代社会，是春秋时代以前除外的古代社会；第二，他把他所指的封建时代换了“中世社会”；第三，他用“近世社会”代替了他所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总括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见解，经过了无数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表现在其不同的著作中，而且即在同一著作中，也常常有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约而言之，可以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
（一）中国没有氏族社会，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是封建制，一直到最近还是封建制。
（二）中国在黄帝征服蚩尤以前是氏族制，以后就直接转入封建制，封建制到秦以后就破灭了。以后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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