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以儒家的伦理主义，贯穿中国的历史。
总之，在这时代的历史家，先天地在一切之前，就已深信事实为观念的化身，于是观念就构成一个包罗全部的历史法则，而且以之建立与诸事实间的关联，决定历史本身的特征。像这样反科学的历史理论，在当时，甚至在现在，构成了一个整个强有力的体系。自然像这样的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超现实的，观念的历史。
把历史材料，加以科学的整理，以设定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最初尝试者在欧洲是由费柯（GiovanniBattistaVico）开始的。他在其所著的《关于诸国民一般天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由隐秘在人类天性中的内在诸因素来说明人类的发展，即由一切民族独立地经过相同的发展过程这一法则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费柯把人类在历史上之发展的路程，分为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及人类时代三个阶段。他所谓神话时代，即所谓人类发展之氏族时代，所谓英雄时代，即人类发展之封建时代，所谓人类时代，即费柯自己所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理性的性质，及人类特征的平等，已经能在市民的及政治的平等中显示出来。”费柯的历史理论，就是完全适应这最新登场的布尔乔亚之需要的。从费柯以来，就有了资本主义历史科学的二元论，即用唯物论来解释普遍的观念论之存续的各个历史上的问题。一切后来的资本主义奴役的学者，一直到最近他们的历史理论家，都是以历史过程之观念论的解释为基础。法西斯的理论家，并且又牵着哲学和神学结婚。
在中国最初企图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历史的是梁启超，他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著作中，主张把历史联系到一切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土俗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等的科学去研究，这样的历史研究法，在梁启超的主观上已经是尽力在应用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虽然他并没有圆满地完成其这一愿望。他同样只从现象去说明现象，以政治作为一切历史事变的根源。所以究极上，他虽然和乃师康有为一样在反对儒学，而儒学家的血流在梁氏的史学中仍保留着不少的成分。
继梁启超而起者，有胡适钱玄同，他们虽然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没有比梁启超进步，却当他们在理论上研讨的时候，便转而从破纸堆中去整理史料，想从史料的考证中，去证明其自己的历史理论。这到顾颉刚反获得其较多的成就了。不过在他们应用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的时候，应用新科学方法来考据的工作，也已由郭沫若等在开始了。而且在史料的考证上，已入于一个新的进步阶段。
在形式上，寄生于新兴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之间的，便有陶希圣的波格达洛夫与奥本海末尔之混血——其实是归宗——的历史研究。这位“天才的”历史家，曾经独创了不少的历史名词与历史理论，并且也还在中国历史上，制造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历史奇迹。然而就因为他们独创与谎造，在中国历史上，也就造成层叠不穷的曲解，尽了不少毒素的散布的责任。
一直到现在，我们许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家，还停留在历史科学的这一阶段，甚至退回到神学史观的阶段。他们不但拥护观念的万能，不但拥护永恒真理的神圣，而且进一步后退到玄妙的“僧侣主义”。他们穿着中世纪主义的衣裳，已经毫不知耻地倒在上帝的怀抱里了。他们与他们前辈不同的地方，不过是把他们前辈的朴素淡泊，变成艳装娇态而已，科学对于他们，只是变为一种浅薄的公式，除开了一些温情的鄙俗的文字卖弄，以图把一切现实生活之残酷的内容，引渡到玄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结论上，可耻地，他们对于现实的历史，什么也不知道。尤其滑稽的，他们为了要冒充新兴的科学，但同时，又要承袭其观念论的血统，又不能不抄袭一些他们所不懂的科学名词，嵌进他们主观主义的公式之中。这样的现象，在欧美，在中国，都非常普遍，这就恰恰说明了观念论的历史理论之萎缩与贫困。
最近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耻，随着侵略主义之嚣张而愈益采取公然的态度，那些法西斯侵略主义国家的历史家——侵略主义的合唱队，他们已经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出现。如特罗希（Troeltsch），他认为历史是“神圣基础的启示”的表现，某些人类被压榨，某些人类之所以变成压榨者，都不是人的意思，而是神的启示，所以，希特勒在并吞奥地利之后，在维也纳公开地向奥国人民说：“上帝要德意合并。”其次如柏罗（Below），他以为在人类社会各部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某些方面可以发扬繁荣，而另一些方面，则可以衰落，至于历史中的基本因素，则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一方面是说明侵略国家之发扬繁荣，弱小民族之衰落都是历史的宿命；另一方面，又很明显地宣布政治的力量可以改变经济之“暴力主义”。此外如墨勒克（Meinecke）则公开的宣言，国家不是别的，而是“永存的观念”；他以为历史活动中，只有物质的部分是服从因果律，而精神文化则不服从因果律。总而言之，在历史科学上，法西斯主义者都忽视一般的经济生活，忽视历史的发展。他们以为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在国家机构之中被创造出来。因而在这一原理之下，制造出狭义的绝对的国家主义。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他们创造了光荣的过去，其他一切民族，则是低级的，理应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对过去历史的记载，充满着神话，战争，帝王与英雄的事业等，用历史来创造崇拜英雄与好战的群众感情。希特勒的党徒们公开的造谣，他们说：“欧洲史是诺尔底族（NordieRace）人的工作。”莫索里尼的党徒们，也公开地狂吠，他们说：“意大利人再不是柔和月夜的歌者，而是士兵的宗教的人们，是对自己的信仰具有神秘火焰的狂热的战士。”他们公开的反对历史的客观性，以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客观性，只是自由主义的许多谬见中的一种，研究历史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等，我们永久不能不偏不倚地来接近历史，而是以德国人的资格来接近历史”。一九三三年德国内务部长给编纂教科书的指示，谓历史的开始，应是日耳曼的原始森林，不是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古条顿族的德行，应充分地宣扬，以引起民族的自尊心。对最近二十年的德国历史应行着重，特别是大战中对世界的斗争。人家对德国的诬蔑，《凡尔赛和约》给予德国的损失与耻辱，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混乱，并且特别宣扬国社党对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的功绩。此外着重国家观念以对抗国际观念，因为后者之卑劣的毒素，百多年来，已威胁并吞噬了日耳曼灵魂。德国史不应限于德国国境以内，且要注意国外同胞的命运。在教科书中，应该特别着重查理曼·腓特烈大王，俾士麦乃至希特勒这些巨大人物。最后，则谓种族因素，是历史的中心主题。诺尔底诸部落，浸透于印度，小亚细亚，北非。希腊与罗马，正是由于诺尔底族的影响，才决定古代史的命运，不幸后来为劣等种族所渗合，才表现中落的现象，而现在则应从这里恢复过去的光荣。
法西斯的历史学，已经不是记载或解释过去的事变，而是公开地造谣，根据一定的侵略政策来谎造历史，为了要并吞奥地利乃至进攻捷克斯拉夫以及中欧诸小国，他们便不能不提出“注意国外同胞”的口号；为了要恢复原有的殖民地，他们便不能不提出“印度、小亚细亚、北非”这些不能忘记的地名；为了要提高希特勒的威权，他们便不得不提出“查理士·腓特烈大王、俾士麦”这些人名；为了要诱惑并激励人民对重分殖民地战争的热情，他们便不得不提出“《凡尔赛条约》的损失与耻辱”；为了要鼓动并执行进攻苏联的战争，他们便不得不大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乱”；为了要巩固并加强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他们便不得不夸张“国社党”的“功绩”。总之一切的理论，都是适应于法西斯的党徒之需要而制造。布尔乔亚的没落反动与无耻，到法西斯主义已经表现得尽情极致了。
旧来的历史理论之能进到真正的科学阶段，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之建立。这种哲学，是新兴的劳苦大众的哲学，是从来社会发展理论之最高的成果。他把社会发展与历史上一系列之生活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指示出可惊的多样性、阶级之矛盾对立的统一性，社会相续的变革性的合法则的过程，即历史之科学研究的道路。
这种历史理论，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创立的呢？我们知道，它是和旧的直观的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历史观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因为它是基于现实的历史研究之故。所以它的内容，不但是科学的，而且还是具有实现的革命性的科学，它明白地指出了社会诸敌对的关系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史的唯物论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之史的发展的现实的研究，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这一结论。他指明“过去一切历史，除原始时代而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结论和历史进程的普遍理论相结合，并进而理解并揭发阶级斗争之真实的原因与指导历史发展之实践的动向。所以历史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它放在史的唯物论的基础上，才成为真实的科学。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这样说过：“科学的思想之最伟大的成果，就是马克思的史的唯物论。直到现在，支配于历史及政治见解上的混乱与武断，都由整个的科学的理论来代替了，它显示着一个社会生活之组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及如何发展到较高的组织——例如资本主义如何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来。”这即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理论上，对于规定人类的历史运动，和极其正确的说明之根本的合法则性，是出发于现实的生动的历史中所发见的事物的必然性。他们确立了人类历史之最基本的前提，以为：“在一切历史的解释上，第一而且必要的，就是把这根本的事实，在其全体的意义上，和其全体的范围上来观察，而加以正当的评价。”
总而言之，所谓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产过程上，去理解的——从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现象，正是辩证的方法，辩证的论据”。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说明，就一定要应用辩证的唯物论。
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使它得到更高发展的，是列宁和史大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继续，而且是他更高的发展，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具有巨大的行动力量，都是劳苦大众阶级斗争的武器。
我们知道，当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经出生有相当的时期，但在很多国家中，还没有成为支配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我们……不仅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而且同样也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而受苦。”在当时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受着狂热的欢迎与赞扬，一般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都一致地说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永久的体制。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坚决地指明这一制度是历史的暂时性，与其没落的不可避免性，并从而指出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化之历史的必然性，因而这个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是在于准备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所以他尽量地揭开资本主义整个内部的矛盾。依据辩证唯物论对历史发展之资本主义阶段，作深刻而精细的理论分析，实际上，他的分析是无尽地实际材料被融化以后所产生的结论。所以在《资本论》中，理论的叙述，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出发的。他叙述的文字，虽然深奥，但是由于他那种对榨取者的愤恨，对一切奴性学者的卑视，因而仍然是劳苦大众意识的复写。不过，因为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以至人类未来的前途的历史倾向之指示，已经在历史的实践中证明其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资本论》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列宁从马克斯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大步的发展——去继续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帝国主义论》，就是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死后所中断的那里作起点的。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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