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上的理论斗争，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历史哲学上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
中国资本主义自始就没有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因此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反封建的民权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殖民地谋解放的反帝的民族主义，它包含着伟大的国际意义，自大革命以来中国革命尖锐化，于是中国部分的买办历史学者，企图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有的统治地位，害怕国际革命理论影响到中国民众，害怕中国的解放会影响到他们阶级的没落，于是在历史上曲解中国为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无阶级的“士大夫社会”等，他们说，中国两千年来就没有封建势力，中国是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或商业资本统治着。为要批判这些误解，并展开正确的现实斗争，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在今日这个伟大的现实斗争的时代，实为必要。
我们知道，历史不是谎造的故事小说和神话，所以它不是少数人“有趣的音乐”，而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的血与火的记录。换言之，历史决不是从人类的感情中，美中，真中，善中所发展出来的人类精神和平进化过程之幽雅的牧歌，而是人类生活斗争及其革命的实践，所推进社会发展之一贯的全面的总述。
正因为历史自身不是一种属于和平进化的自然的自发的运动，而是从人类生活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产物，所以历史科学，也就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历史决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范畴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规律最具体的现实。我们欲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当求之于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而当求之于历史。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历史有阶级性，于是历史学家叙述或批评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所以历史学必然是带有社会各集团之阶级局限性的科学。历史科学，主要的是对于其先行时代的诸事实之分析与批判，同时，也反映着现社会正在敌对着的诸种倾向与其意识形态。所以当着分析或批判一切历史事实的时候，便必然直接地当然地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认识。因此，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或是历史方法论问题，常常引起剧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在什么程度上，都必然地会反映着现实的斗争，都断然地会在这种斗争中，彻底地暴露出这些历史家自身的阶级性。
关于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的斗争，虽然只是历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与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但也就是反映着正在敌对着的社会诸集团，对于现实生活的倾向之争取的斗争。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虽然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没有像政治上的斗争表现得那样鲜明那样公然，但这种斗争，比政治上的斗争，更来得深刻来得有力，因为它们是最深奥地隐藏在暗室里的一种敌对的阴影，在它们的背后，都有着一定的集团或一定的阶级的人类。所以新的历史科学，就在于以辩证唯物论的火炬，去照明这种隐蔽在历史科学领域之内的诸敌对倾向，就在于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消灭站在劳动大众对面的那个阴影，就在于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阶级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了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
正因为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所以除了最进步的阶级之外，任何阶级也不能给予历史以真正科学的认识。无论封建主义的历史家或资本主义的历史家，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历史的理解，都只能局限于其自身所隶属的阶级意识的界限内，从而他们的历史，只是支配阶级或民族胜利的记述，而空白了被压迫阶级或民族痛苦的那一面。
可是，构成历史的，不仅是胜利者的凯歌，而是胜利者的凯歌与失败者的悲号之交响。历史科学的任务，也不在歌颂某一民族或阶级的胜利，而同时必须指出站在这胜利民族或阶级对面的失败的民族或阶级之历史的遭遇，并进而暴露社会各民族与各阶级间生活冲突最基础的原因，给予现在正在被压抑中的民族或阶级以一个最深刻的历史教训，使他们得以从过去历史的失败的原因中，获得其解放斗争的经验。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不能完全依靠文字的记载，因为文字的记载常有出于小说故事神话的假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致力于莫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他们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所有者社会，及日耳曼人的封建主义，其目的是从现存的活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古典社会形式用来研究过去几千年乃至几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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