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研究不只是马克思历史事业的继续而是他的进一步发展。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方法论，运用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大量具体材料，指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诸特征和其必然没落；劳动阶级的革命及其必然的胜利。他对于大群的资本主义代言的奴才作理论上无情的斗争，把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史的唯物论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的时代，同时世界劳苦大众与其压榨者已经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的腐烂的阶段，从而在政治上表现为最反动的法西斯侵略主义，他们积极地到处发动殖民地再分割的战争，在最近几年来，一切的征象，都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在西欧正在进行的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战争，在东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指示了历史突变的开始。于是史大林又根据这一时代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的真理，以及这残酷斗争的历史时代——反动势力和前进势力的斗争，过去与未来的斗争，将下台的资本主义和上升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诸特征。他一方面指明帝国主义阵线因世界再分割的斗争以及阶级矛盾的锐化而衰弱了。这种衰弱使劳动大众得以去切断其中最弱的一环，而且使一国内社会主义胜利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党的正确策略，只有与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才能保证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因此，他以为对于托洛茨基派和右翼的歼灭，是多数党的大功绩，他们的清除，是苏联社会主义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运用全世界被榨取的大众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帮助弱小民族的解放。所以为列宁所创立的“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法则”，史大林又运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历史材料，使他得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即指出了反侵略斗争的理论，是全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奴隶和无产阶级走向解放与自由的唯一的历史斗争。
现在一切历史的倾向，都向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方向继续发展，并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着全世界的眼前，公开的在西班牙进行占取领土的干涉，努力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继续向前开拓的营业。日本强盗正在用全副的武装来实现对于中国领土并吞的企图。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并吞了阿比西尼亚，德国法西斯已经并吞奥地利，并且又在积极企图进攻捷克斯拉夫，这一些现实的事实，都证实了历史的突变之来临。
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自己说是应用恩格斯的历史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虽然他对于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有许多的错误，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也不十分正确，但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着其相当供献的一个人。
从此以后，由于中国的革命，走入一个苦闷的环境，不免有一部分人，从现实的革命战线上退回到研究室，相率研究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想从历史的发展中重新估定中国社会今后的一条正确出路，于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展开了热烈的社会史论战，如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都曾经对于中国社会史加以一番检讨，但这些社会史的战士，不但是史料的搜集不够，而且对社会科学的素养也不够，所以在当时他们都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为渊博，主要的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之整个的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用，虽然他们也提出许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自然这也是初期历史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上，近来渐有能够比较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如吕振羽，他在其所著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诸著作中，都能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以从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之史的发展之阐明，并且开始用这种方法，把中国史来作系统的叙述，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的地方是值得批判的，但总是比较地前进一步了。
随着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之开始，中国各党各派的统一阵线之形成，中华民族正在向着独立自由与幸福的解放途中前进，于是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又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有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中国启蒙运动史》，他重新提起许多历史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指明中国革命运动之史的发展，企图指明中国社会从殖民地转化为独立自由的社会这一前途。可是他仍然没有尽量地运用具体的历史材料，仍然偏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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