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发展之一般法则，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上，曾经有如下的指示：
“大概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生产方法，可以作为经济上社会构成之相续诸阶段。”
这个社会形式的发展诸阶段，马克思是根据一般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之矛盾斗争的统一及其分裂的诸过程作出来的结论。自然，他不是指的某一地域的人类，而是指的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同样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自然也有一直到现在还停留在古代的生产方法以前的氏族——才到达今日的这一历史时代。不幸这一公式，不能为他的后继者正确地理解，因而引起了无穷的争论，如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都成了历史科学上争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此外波格达诺夫之流又提出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对于历史发展之合法则性，是无法说明的。因此，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不能不把这几个问题简单的加以叙述。
把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首先当着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是普列哈诺夫，他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中，以地理史观的立场，很肯定地说，氏族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便向着两个可能的前途发展，一个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一个是古代的生产方法，这两种经济发展的模型，不是相续的，而是并存的。
普列哈诺夫这一历史发展的二元论，是后来一切机械论者，地理史观者，依以曲解史的唯物论的根据。如李·耶札诺夫（D.Riazanov）、拉狄克（K.Radek）甚至经济学名家瓦尔加（E.Varga）都承袭着他的错误的见解。这种地理史观一直到马札亚尔（L.Madjar）之“水的理论”的出现，便集其大成。到最近，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们德国同道瓦特福格在其名著《中国社会和经济》一书中，便更从这一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唯技术史观。
随着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间中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一攸关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课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的历史科学的领域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自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想以正确的历史方法论，来说明中国的社会性，使理论不致落在实践的后面，从而以历史的原理指导中国的解放斗争，走上正确的历史前程；另外又不免有好些人，从某种立场上，企图来曲解中国的历史。可惜当时的进步的理论家，对于这一问题，也都没有得到正确的总解答。马札亚尔派的理论家，则强调地理的条件，强调“东方的”特殊性，支持其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哥德斯派则以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空白，完全否定“东方的”社会的特殊性，从而否定“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之存在。
经过一九三○年苏联农业研究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批判大会以后，马札亚尔放弃了他的主张的一部分，哥德斯的见解，在苏联的史学界，便起了支配作用；波卡洛夫的历史著述，甚至名哲学家米定的哲学著作，都受了他的影响。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东洋学会和东洋研究院，又共同召集一次亚细亚生产方法讨论会。在讨论会的记录中——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论——我们可以看见各种不同流派的见解。
1. 确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东方社会之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2. 确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上之前阶级社会的一般形态。
3. 根本否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存在性。
4. 确认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之一个独特阶段，即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之世界其他古代国家奴隶制的阶段。
关于第一种见解，完全是普列哈诺夫的地理史观之发展，普列哈诺夫的见解，有其一部分的正确性，这是不可抹煞的。他说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可以发生亚细亚的，古代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是错误的，但他以之作为氏族社会内部生产诸力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解体之结果而出现，这一点是正确的。
普列哈诺夫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指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古代的生产方法这两者之质的一致，而作为在本质上对立的两种社会形态去说明，这显然是陷于历史的多元论。
其次他以为在氏族社会以后，历史之所以分裂为两个形态而发展，完全由于地理条件之影响，他企图以地理史观说明东方与西欧的历史发展法则之不同。自然谁也不应该忽略地理条件所给予世界史各部分之各异的特殊性，但谁也不应该把那构成这种特殊性的地理条件，夸大作为历史发展之最根本的东西去把握；而只应该从那构成历史运动之最根本的生产方法，从而阶级关系的矛盾的基础上去把握，地理等条件只能作为其从属。普列哈诺夫的这样说法，过于注意生产力之物质的技术的方面，而忽略生产力的性质之社会方面，即生产力自身之辩证法的发展方面，尤其忽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法的发展方面。换言之，尤其没有辩证地把握一般性与特殊性之关联。因而，我们这一位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便轻轻地把古代“东方的”社会之史的发展，与世界史之一般发展法则对立起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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