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也还是一些片断的材料之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梁启超对于实验主义的素养，较之胡适以至其门徒，都要高明得多。
胡适因为他也曾写过一部几分之一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也应该把他单独检讨一下。他在其未完成的大著中，虽然也说过研究历史是要“求因明变”，但在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他便不能实际地应用这一逻辑学的ABC，甚至还没有把梁启超的逻辑好好应用起来。同时，在另一地方——《胡适文存》中又说：“历史是一点一滴的堆砌起来的”（从这里后来又发展为顾颉刚的史学论），由此证明实验主义者的历史，不是活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而是迷惑于历史现象，乃至玩弄玄虚，拿这副眼镜去看历史，历史自然就成了无限现象的堆砌，至于这种“层叠堆砌”而成的历史，不管它和具体历史的本身毫不相干，那总也可以“执行欺骗于一时”。
陶希圣从其历史著作的量来说，是大有可观的，因此，我们对他也有检讨一次的必要。《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代表作，在这大著“绪言”中，一则曰：“我对于中国史要分成若干期来讲述这一层，便不能够认为陈旧或可笑。”再则曰：“我们对于把历史上各制度看做它们的变化，而不以混沌的名词去笼罩一切，不加分辨这一层，也不能认为徒劳或可怪。”陶希圣主张把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去说明其每一阶段的特质的这种坚决态度，我想是不会有人以为“可笑”或“可怪”的，不过“可笑”或“可怪”的，是他仅仅注意到各个阶段的史料的玩弄，并没有深入到最根基的方面，阶段与阶段，部分与部分间之相互关联。而且在他一再敦嘱我们注意“阶段”之后，他又实行来施用手术，把中国史划分为“神权时代”“贵族统治时代”“王权时代”“民主革命时期”。陶希圣在史学中，经常的很喜欢玩弄“史的唯物论”的文句；但这种“阶段论”却使他现了原形，他和那些“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的“阶段论”，显微镜也照不出它们之间有何歧异了。
另一方面，我首先说到郭沫若，他能够从甲骨文去研究殷代的历史，能够从周金中，《尚书》中，以及《诗经》中去研究周代的历史，这在材料的分类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而且在中国他是首先想应用史的唯物论来处理中国史的。自然，从其著作的本身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不免是偏于一些零碎材料的分类，而没有能够把各种零碎材料归纳于具体的历史发展之中，对中国古代史作出正确的结论来。
其次说到吕振羽，他对于郭沫若的这一缺点，算是能够特别的用力，如他纠正了“殷代开幕”说的谬见，因而又说明了殷代史也还是从史前史相关联的发展而来的。但他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是过于着重个别阶段的特质之说明，而没有以同样的精力注意到阶段与阶段间的关联。
总而言之，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各个阶段的相互依存性这一点，不但观念论者无法理解，即旧的唯物论者和其后来一切机械论者，也是不能理解的。就观念论者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虽然指示了人类历史是一种往前发展的过程，但他同时又妄想在人类头脑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认识历史的理念，因而历史的发展，归结起来，仍不是历史自身的发展，而是人类理念的发展，从而历史发展中之各个阶段的关联，也不是具体历史的内在关联，而是人类理念的发展之关联。这样，不但没有具体历史的关联性，而且也没有具体历史的自身了。因此现代许多资本主义的历史家，才会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当做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不把它当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出现的一个更高阶级的“历史的必然”。同样，也才有人把劳动者革命运动与殖民地解放运动，无赖地归咎于苏联的煽动，而不理解为一种世界史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的一种殖民地对帝国主义间的内在的矛盾的必然，和帝国主义国内阶级矛盾的必然。此外中国的有些所谓历史家，也才会把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认为是日本军阀的好战，而不认为是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的内在性与其发展到今日之必然的结果。像这一些对于历史事变之表面的庸俗的误解，唯一的原因，都是由他们把各个的历史事变机械地片段地表面地观察，而不把这些各个的历史事变联系到一大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去。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只有把这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放在其基础的推动力——生产力之发展上，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各个阶段之相互依存性与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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