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民警局的工作人员都在倒腾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个人登记卡，寻找五个过去绰号为眼镜蛇的刑事犯罪分子。但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活着，而且无论是年龄和相貌，都与正在追查的恐怖主义分子不符。
星期一，古罗夫把自己抽屉里所有的一切必要的文件全都极其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深信已制订的侦查方案，完全不会有好的结果。古罗夫感到很心烦。他曾对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原则上它可能是唯一现实的线索。他注意到有一个人的姓名对面打印了什么，后来又用墨水把它涂掉了，然后再写上：一九八○年牺牲于阿富汗。古罗夫看完了全部材料，起初他发现人已牺牲，便不再去了解他的其他详细情况了。可现在把全部材料一看完，不禁“哎哟”一声：原来死者与正在追查的人很相似。年龄、个子、入伍前住在桑采沃，两次受审，因流氓犯罪而被判刑，坐牢一年，第二次因抢劫而受审，但鉴于证据不足，未予判刑。既然此人十五年前就已被打死，还有什么值得详细描述的呢？不过他的名字对面起初写了些什么，后来又打上了别的字，然后涂了又改。
克里亚奇科坐在对面，怒冲冲地皱着眉头，正在写关于车库里一辆为杜马代表服务的“伏尔加”的报告。斯坦尼斯拉夫像任何一名刑侦人员一样，很不耐烦写报告。
“斯坦尼斯拉夫，你看看吧，”古罗夫把一张纸从桌子那边递过来。“在丹尼这个姓的对面原来打印了什么，后来涂改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呢？”
“唔？”克里亚奇科高兴地停止书写。“顺便说一句，‘伏尔加’已经固定由乌索夫使用了。很有趣的巧合，不过这一点为什么要详细写下呢？”他接过古罗夫递过来的那张纸，对着光亮看了看，然后垫上一张新纸，写了点什么，说：“从字数和间隔来看，是‘失踪’二字。我预先告诉你，桑采沃我是不去的，什么也弄不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关于去阿富汗的人的材料一大堆，一个人失踪或者死亡，谁也弄不清楚，即使送回来了棺材，也不一定就是死了。”
克里亚奇科把自己讨厌的纸推开，沉思地继续说道：
“我理解你，很有意思，许多东西巧合……现在这个丹尼恐怕有四十岁了，受过审判，过去住的地方，离阿基姆-廖恩奇克不远，是个工兵中士，一切都相符合。但十五年，可不是猫打一次喷嚏那么点时问。你听着。”斯坦尼斯拉夫活跃起来了。“让我们试着去找找派出所长。你还记得吧，那些年的派出所长可是些好寻根问底的人，大家都知道可不像现在这样，早起一杯酒，整天没事干。”
“对，”古罗夫表示同意。“但是主动总是要受惩罚的，所以还是你去找吧。”他接着就指着电话机。
“我报告还没写完，”克里亚奇科嘟嘟哝哝，急急忙忙把纸叠好塞进公文包里，锁在保险柜中，然后把电话移过来。“各个区的分局都改成局了，不过，我希望各个分局还在原地。七十年代末的工作人员中还有谁留在那里？”
“你不是留下来了吗？我也还在工作，为什么派出所长就一定走掉了呢？”
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是正确的：负责一九八○年在阿富汗失踪或战死的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曾经经过的那条胡同的派出所长，已经退休。他名叫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库兹金，看样子比六十岁年轻些，身子瘦，青筋鼓鼓的，尽管已是深秋，脸上还留着晒黑的痕迹。库兹金对于受邀去内务部，感到很高兴，当克里亚奇科在电话里同这位退休人员交谈，提出派车去接他时，他生气了，说谢天谢地，他的两条腿现在还能走。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形势，古罗夫开门见山地直接提出问题：
“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七十年代曾在你的辖区之内住过。我明白，时间几乎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在一九七五年曾因流氓犯罪而受过审，一年以后又因抢劫罪而受审过。”
“既然受过审，那我是应该知道的，”库兹金皱起眉头。“叫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吗？好像我那里没有这么个人。不过，既然受过审……”
“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克里亚奇科[chā]进来说，“当时那小子才二十岁，大家是不应该叫他父名的。瓦季姆，你就简单地认为他是瓦季卡吧，也许还会有什么绰号？”
“瓦季卡？眼镜蛇？似乎是这么叫的。有这么一种蛇，所以大家就这么准确地给他取了这样一个绰号。一条真正的眼镜蛇。他长期游手好闲，一年还不到，就被当地的刑事犯头头看上了。瓦季卡打算参军，但身体条件没通过，留了下来。他的那次抢劫，倒是乱弹琴，说起来吓人，其实只摘了人家一顶帽子，另外还轻轻地刺了人家一刀。那受害的男子心肠好，拒绝控告。我清楚记得瓦季卡、眼镜蛇，他还同一群顽皮的孩子搞在一起，唆使他们去走廊里干小偷小摸的勾当。”
“阿基姆·列昂季耶夫您也记得吗？”古罗夫问道。
“既然廖恩奇克前几天刚刚被人打死，干嘛还要记得他呢？他本来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保护过他不受瓦季卡的影响，但阿基姆还是变坏了，是酒把他毁了的，”这位过去的派出所长叹了一口气。“看来他是天生如此的。”
“这么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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