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
“很好，”眼镜蛇点了下头。“火葯你没想出来，但想法倒是很明智的。”
“我们想知道你想出了什么，我们想估价一下花钱买来的商品，”少校坚决地说道。
“你们买下了我，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有我的老板。我马上就走，就打电话，你把材料交给我，我们就分手，上帝保佑，永远不再见。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怎么做，你们不必知道，甚至知道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眼镜蛇望了望少校的眼睛，使得他不得不振作起来，聚集力量，以便不让他把目光抽开。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见。”少校下车以后随手将车门“啪”的一声关上。
古罗夫住在自己的秘密住处已经是第三天了。三天来克里亚奇科则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里，在走廊和饭堂里一见到同事就骂娘，同时诅咒医生们把他的上司和朋友塞进了某个“精神病院”，不给他地址。
“否定性的感情对古罗夫是绝对禁止的！”克里亚奇科故意模仿医生的口吻说话，然后摊开两手。“我这个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否定性的感情！你们看见了吗？”
在多年的刑侦工作中，古罗夫决不是第一次处于绝境，也不总是找到正确的决定，不总是胜利者。有时没能找出犯罪分子，有几次简直是让抓到手的犯罪分子溜掉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有时是由于情报不够准确，有时是他本人犯下了错误，招致人员伤亡。总的说来，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不少，见到了不少的东西，但他是第一次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或者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找到犯罪分子，解除他的武装，使之无法为害；或者让数以百计，很可能是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死亡。这场威胁性的重大灾祸的政治后果，他倒没有想过。哪个党重新掌权，独裁者掌权，以前的统治重新回来，这一切当然是很可怕的，但这不只是他，列夫·伊凡诺维奇一人的过错。这得由大家来负责；包括总统、政府、国家杜马、不去投票的青年人、一贫如洗的老人。这些老人把选票投进选票箱内，希望把自己的青春找回来。
三天三夜古罗夫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两手拿着抹布，擦已经并不存在的灰尘，想呀，想呀，同时回忆起奥尔洛夫的话来。奥尔洛夫说，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将会在埋葬无辜死难者的坟场上自杀。他明白奥尔洛夫是在气头上说的，不是想伤害他，而只是希望给他以鞭策。但他，古罗夫只是一个人，血腥的伤亡既不会使他变得坚强一些，也不会使他变得更聪明。
古罗夫成百次，成千次翻来覆去地说，必须钻进恐怖分子的皮里，成为一个没有心肝，没有神经的东西，找到那个要消灭的目标，以便让那些对天天出现的杀人案习以为常的人们咯血，说：够了，对我们怎么干都行，但这个必须停止。“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克里姆林宫吗？白宫？玛丽亚教堂？都很难接近，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够。体育场吗？市场？可怕，但情感不多。剧院？儿童剧院。彼得指出的第一个目标，正是儿童剧院。什么是人们最痛心的地方呢？孩子和教堂。教堂里的礼拜。
斯坦尼斯拉夫来了，带来了蔬菜，并去到厨房里准备饭菜。他除开顺便问候了一句之外，什么话也没问，把包一放下就说：
“快进来，有新闻。”
厨房很小，不像古罗夫家里的。他进来以后，坐在角落里开始抽烟。
克里亚奇科脱下上衣、卷起袖子，开始削土豆，同时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瓶酒和一盘子少盐的黄瓜，说：
“我不能喝，但你可以喝一点，甚至医生都这么吩咐了的。”
“新闻值得喝吗？”古罗夫给自己倒了半杯，一饮而尽，很响亮地啃了一口黄瓜。
“今天早晨，雅申在两个身穿陆战队迷彩服、手持自动枪的小伙子的伴随下，乘坐20型‘伏尔加’离开了莫斯科。他们经过叶列茨，往沃罗涅什·罗斯托夫开去……”
“朝格罗兹尼开去吗？”古罗夫掐灭烟蒂，点上了一根新的烟。“那两个带自动枪的小青年是我们知道的那两个中尉吗？”
“同你在一起真没有意思。”克里亚奇科把装土豆的锅子放到火上，打开一包肉丸子。“彼得已下令不要接近他们，他们的‘伏尔加’上已经安上塔灯，我们的车子是由一个女的驾驶的。”
“漂亮，不过，这样粗糙的工作，我不相信，”古罗夫说道。“尽管上帝睡觉的时候，魔鬼什么玩笑都是可以开的。反间谍局的上校带着武装保卫人员是不会受到任何检查的。也许他们真的在莫斯科没有人可以弄到炸葯。你同巴沙·库拉根说过吗？”
“他什么也不知道。原则上讲，雅申仍然还算是干部。如果他这次旅行与眼镜蛇有关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人可能知道。”
“谁？”古罗夫兴致勃勃地望了朋友一眼。
“你要问简单一点。”斯坦尼斯拉夫开始翻肉丸子。“我说一个，不是指个人，而是从数量观点上讲的。”
斯坦尼斯拉夫在吃饭的时候讲了几个老笑话，默默地洗餐具，然后每人端起一杯咖啡，相互对着坐在桌旁。
“我没有任何新东西，”古罗夫说道。“我认为不是做弥撒时的教堂，就是给儿童演出的地方。”他摊开一张报纸，又抽起烟来了。“这是刊登消息的杂志《一周》。有一些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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