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辽朝的文化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辽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一 语言文字 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四百余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②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①，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二 文学艺术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检；用“着靴行旷野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重熙十九年（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他亲自以玉杯斟酒劝概饮，并命近臣刘六符将诗写于折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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