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畜牧与狩猎 （一）畜牧业——辽朝重要经济部门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匈奴、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也都从事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②。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牛羊万计”赠与李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①。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 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②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③。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剌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①。这时，迭剌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时游畋，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辽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现数再定簿籍。天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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