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牧马匹多被私卖，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钩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选轻骑数千猎于近山”。①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②开泰二年（1013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亲眼见到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③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④。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钩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⑤。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钩鱼场面。①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②。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③。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④。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二 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的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兴版筑，置城邑”③。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②。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④，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①。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②。王曾所见“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③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①，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②。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②，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③。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④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