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侄儿思永的遗诗一册。思永是我的三哥振之（洪駓）的儿子，生于清光绪癸卯（一九〇三）。三哥患肺痨已久，生了两个儿子都养不大，最后始生思永。生他的第二年（一九〇四）三哥就同我出门到上海，我去求学，他去就医。他到上海刚六个星期，医治无效，就死了。那时思永刚满一岁。
思永禀受肺痨的遗传很深。做小孩时，他的手足骨节处常生结核，虽幸而不死，然而一只手拘挛不能伸直，手指也多拘挛的，一只脚微跛，竟成了残废的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他到北京之后，身体颇渐渐健旺。八年秋间，他考进南开中学；九年春秋，他愿意仍回到我家里自修，我当时正主张自修胜于学校教育，故也赞成他回家自修。十一年一月他回绩溪去看他的母亲，春天由新安江出来，在杭州，上海之间玩了四五个月。北回后，再进南开中学，不久就病了。十二月中回北平，延至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就死了。中医说他是虚痨已成，协和医院的医生说他是“阿迭生病”，是一种腺中结核，是不治之症，他死时只有二十一岁。
他的遗稿只有这一册遗诗，和无数信稿。他长于写信，写的信都很用气力。将来这些信稿收集之后，也许有付印的机会。
这些诗，依他自己的分配，分作三组。第一组——《闲望》——是八年到十年底的诗。原稿本不多，我又替他删去了几首，所以剩下的很少了。第二组——《南归》——是十一年一月到七月的诗。这一组里，删去的很少。第三组——《沙漠中的呼喊》——是十一年八月到十二月的诗，没有删节。
思永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弄文学，对于科学的兴趣很冷淡。白话文学的起来，解放了他的天才，所以他的进步很快。他和江泽涵，周白棣们做的诗，常常不签名字，彼此交换抄了，拿来给我看，我往往认得出那是他的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天性所近，也就自认作将来的诗人。所以他诗还没有做几首，诗序却已有了一长篇。这篇长序，他自己后来很否认，用朱笔涂抹到底，自己加上“不成东西！”“笑话，笑话！”的批语。但我仍把这篇序保存了，作为一件附录，因为这篇序至少可以表示他当十八岁时对于诗的见解。后来他自己以为他超过这种见解了，殊不知道这种见解正是他得力的地方，他始终不曾完全脱离这种见解。
他在那篇序里曾说：
我做的诗却不像白棣的诗一样，十首就有八首含有努力的意思，前进的意思；也不像泽涵一样，十首就有八首安慰自己的意思。我的诗只求表出我的感触，我的意思，我的所见。
这是他自己的评语，我们至今还觉得这句话不错。
他又指出他的诗的许多坏处，并且说：
一个做诗的人，无论是做寓意的诗，写实的诗，都应该用自然的景色做个根底，都应该多多的接近自然的景色。
他不信闭门造车的死法子，并且引我告诉他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他说的不明白，我替他重说一遍罢。我对他说，做诗要用实际经验做底子，写天然景物要从实地观察下手，不可闭眼瞎说，乱用陈套语。民国前一年我在美国做了一首《孟夏》的诗，内中有一句“榆钱亦怒茁”。当时一位同学朋友邹先生就指出榆钱是榆子，不是榆叶。从此以后，我不敢乱用一句不曾自己懂得的文学套语。思永对于这一层意思似乎很承认。我们读他的诗，知道他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他又说他的诗还有许多缺点：
一，学问不足；二，所受的激刺不深；三，心太冷。……我很希望我能够吃一剂猛烈的兴奋药，给我一个强大的激刺，提起我努力学问的观念，燃烧我快要冰冷的心！
这很像一个疲乏的人立定主意去吸鸦片烟，打吗啡针，有意去尝试那“强大的激刺”的滋味。后来他在南方，恋爱着一个女子，而那个女子不能爱他。恋爱和失恋——两种很猛烈的兴奋药——果然刺激起了他的诗才，给了他许多诗料。《南归》的一大半和《沙漠中的呼喊》的一大半都是这种刺激的产儿。
他的抒情诗之中，有几首是必定可传的。如《月色迷朦的夜里》里：
在月色迷朦的夜里，
我悄悄的走到郊外去，
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把我的爱情埋了。
我在那上面做了一个记号，
不使任何人知道他。
我又悄悄的跑回家，
从此我的生命便不同了。
我很想把他忘了，
只是再也忘记不去！
每当月色迷朦的夜里，
我总在那里踯躅着！
又如《寄君以花瓣》：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付在上面寄给你了。
你见了花瓣便如见我心，
你有自由可以裂碎他，
你有自由可以弃掉他，
你也有自由可以珍藏他：
你愿意怎样就怎样罢。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付在上面寄给你了。
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但思永中间也受过别人的大影响。如《南归》中的《不》，《中肯的慰问》，他自己对我说是受了太谷尔的诗的译本的影响。又当周作人先生译的日本小诗初次发表的时候，思永面受的影响也很不少。《南归》中有《短歌》四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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