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不庵先生把他的姊姊钱夫人士厘女士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送给我看，问我愿不愿做一篇序。我看了这部书，很有点感想，遂写出来请钱夫人和不庵先生指教！
这部《闺秀艺文》目录起于明末殉难忠臣祁彪佳的夫人商景兰，讫于现代生存的作者，其间不过三百年，而入录的女作家共有二千三百十人之多。钱夫人一个人的见闻无论如何广博，搜求无论如何勤劳，总不免有不少的遗漏。然而她一个人的记载已使我们知道这三百年之中，至少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近三千种的女子作品了。凡事物若不经细密的统计，若仅仅用泛泛的笼统数字，决不能叫人相信。钱夫人十年的功力便能使我们深信这三百年间，有过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发现，我们不能不感谢她的。
我又把这本《艺文》目录里的女作家，依她们的籍贯，作一个分省的统计，便得着下列的结果：
江苏 748 32.3
浙江 706 30.5
安徽 119 5.1
福建 97 4.2
湖南 71 3
江西 57
直隶 51
山东 44
满洲 42（汉军不在内）
广东 38
湖北 20
四川 19
河南 18
广西 15
山西 13
陕西 10
贵州 10
汉军 10
云南 6
甘肃 4
未详 212
总计 2310
这里面，江苏和浙江各占全国近三分之一。江浙两省加上安徽，便占了全国整整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福建，湖南，便整整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三。
这种比例，并不是偶然的。从前顾颉刚先生做了一部《清代著述考》，全书至今未完，但他曾依各人的籍贯，分省分县作一个统计表。他的结果也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作家为最多。三省之中，各县也有多寡的不同：如江苏则以苏，松，常，太各属为最多；浙江则以杭，嘉，湖为最多；安徽则以安庆，徽州两府为最多。钱夫人的目录，如果分府分县统计起来，一定也可得同样的结果。这都可见女作家的地域分配确然和各地域的文化状况成比例，决不是偶然的。
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见于记载，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实。在一个向来轻视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这种统计是很可惊异的了。这种很可惊异的现象，我想起来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环境虽然恶劣，而天才终是压不住的，故有天才的女子，往往不需要多大的栽培，自然有她们的成就；第二，在“书香”的人家，环境本不很坏，有天才的女子在她的父兄的文学环境之下受着一点教育，自然有相当的成就。
钱夫人的目录里有旌德某氏三姊妹的著作，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八股家，他对于他的几个儿子存着很大的期望，用种种很严厉的手段督教他们。儿子背不出书，要罚跪在大街上，甚至被牵出去游街。一个儿子受不过这样野蛮的羞辱，遂服毒自杀了。乡里的人都不平，有人编出一本《某翰林逼子》的新戏来。这位翰林公花了不少钱，才得不开演。然而他的三个女儿在外家长大，受了一点教育，不用罚跪，不用游街，都成了女诗人。这不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吗？这三百年中的女子作家，大概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吧！
钱夫人的目录里又有崔东壁的夫人成静兰的《绣余集》与《爨余集》。最近，我见着她的原书，有自序一篇，其中说自己的作诗的经过道：
余从先大人宦关中，时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识字，读唐人诗数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时命与兄姊为偶语，暨年十四五，侍先君侧，见人有以诗呈者，则喜动颜色，辄不自揣，遂学弄韵，欲承一日之欢。然先孺人课女红严，无暇读书，亦未知讲求声律，是故所作多小儿语，亦有不成章者。于归后，家綦贫，无人代操井臼，诸劳苦琐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然舅姑喜读书，因未尽弃旧业。舅多病，每呈诗至，则无一破颜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声律，常唱和于针线刀尺间。……其后数年，随良人设帐于外，颇有暇时，而客中亦多感触，故诗多异乡之作……。
这便是我所谓女作家的环境。“课女红严”，“于归后，家綦贫，诸劳苦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这都是不适宜的环境。然而她的父亲“见人有以诗呈者，则喜动颜色”，她的公公见她“呈诗至则为一破颜失所苦”；她的小娘又懂一点声律，她的丈夫又是一个大学者，这都是适宜的环境。有点天才的女子自能战胜不适宜的环境，自能充分运用适宜的环境，故少时读了几十首唐诗，也会产生一个女诗人了。
故三百年中有这么多的女作家见于记载，并不是环境适宜于产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于不适宜的环境之中，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这三百年的女子不应该只有这一点点成绩。
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的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是我们分析钱夫人的目录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
这近三千种女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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