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虽然在第二章内从所采用的逻辑中已作出了某些推论，但后者大半属于该逻辑本身的直接推理。如果我们把第二章内的论断与其他的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特别是与经济学的某些标准理论相联系，我们将会进一步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推论。这些进一步的推论将说明：如果我们所构想的理论是正确的，则可期望在某种类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发生何种结果。
我们的论断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第二章内逻辑的正确性，而且还取决于我们将引用的附加事实和逻辑的正确性。所幸的是，我们将引用的经济学的多数内容都是久经验证的；这主要是指经过广泛校验的企业、消费者和工业的“微观经济学”。许多局外人认为经济学家之间几乎对所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有经验的经济学家都接受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不论他们是左翼的或右翼的、是凯恩斯主义者或货币主义者。此外，我们还将引用较少为人所知但却极有价值的“熊彼特派”对革新和事业心的分析——这也是被许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引用作者本人对于外界企业参加到利润优厚的工业部门中所起作用的推论．这只不过是对经济学家通常分析的一点引申。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首先在本章内比较抽象地讨论这些推论，然后才能将它们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问题——否则就难于理解全书的其余部分。有些读者认为不能直接解释实际经验的逻辑推理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他们可能怀疑本章与前一章的抽象议论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作者在此可以毫不迟疑地保证：如果这两章的基本推论是正确的，它们将无可争辩地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本章的第一项推论涉及如下问题，即一个社会能否通过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协商以建立一种合理的与高效率的经济？前一章内已指出，具有共同利益的小型个人或企业集团有兴趣不断地进行协商直至它们取得最大的总体利益为止。当然，即使在很小的组织内，这种协商不一定会有成果，至于达到集体利益的优化就更难取得完全的成功。但这种协商显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果，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参加了协商，这种成果将带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这就促使我们考虑：能否通过社会上所有集团的领导人相互协商而取得使全社会的活动达到更高效率的结果。
然而，如果前一章所阐述的逻辑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不可能通过广泛协商达到高效率或平等的目标。社会中的一些人群如消费者、纳税者、失业者以及贫民不可能组成任何团体，因为他们既不具备选择性刺激手段又不是人数很少的个体集合；这样他们很可能被排除在社会协商之外。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有组织的团体就会不择手段地争取本身的利益。这些团体既然负担了争取有利于自己政策的大部分费用，就难免制定出一些忽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偏重组织起来的这部分人利益的政策。（用博奕理论的语言：这种社会不处于“最优区”或帕累托最优分配状态，因为一部分人群由于自己没有组织故不可能与其他有组织的人群进行协商，从而无法反对有害于自己的政策。）由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协商之外，就没有理由设想这种协商的结果对全社会是公正的。不仅如此，这种由不同利益集团协商决策的社会将是低效率的，因为讨价还价既耗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于是我们的第一个推论就是：
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如果存在这样的国家，则本书的理论就可能完全错误了。
（二）
我们第二个推论是关于组成集体行动的团体所需的时间问题。前一章内业已阐明：组织集体行动是困难的和不易成功的。此外，创建任何组织或新的合作方式一般都需要专门的创办费用，还会遭遇到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与抵制；正如马奇阿韦利（machi－avelli）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所指出那样：“建立一种新秩序是最难于组织、最易于失败和充满风险的事业……人们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疑虑，直到他们親身体会到好处之后才会真正相信。”这样，即使人们由于有了某种选择性刺激手段，或由于其人数很少，完全有条件组织起来或进行合作，往往也要等待有利时机到来之后才可能组织成功。甚至在仅有少数几个单位的集体中，协商进行共同行动也往往相当困难；每一成员都希望自己付出的代价最低，而且在协商中“扯皮”，有时这种协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因此小型集团通过协商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至于大型集团，只能通过选择性刺激手段来组织共同行动，这时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如果这种选择性刺激手段是强制性的，则必须组织强制的力量，而且由于人们并不愿意被人强制行动，因此这样做会遇到阻力甚至风险。这时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和等待有利的时机。著名工会活动家吉米·霍法（jimmyhoffa）的发迹史说明了这一点。年轻的霍法曾经是底特律一所仓库的搬运工人，而这些搬运工人并无自己的组织。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一大船草莓运到了码头，霍法知道草莓不卸货很快就会腐烂，就说服工人们进行罢工。雇主为了保住这批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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