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他长期来不是去看神经病，就是住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刚结束。这次鲍里涅维奇的死使他受到刺激。有一阵子他总说要赎罪。后来又认定是您和卢茨基要陷害他。”
科尔涅托夫已忘了要走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地听她讲，同时又不时用涅斯捷洛夫告诉他的某些话来责怪她。她谈的这一切使涅斯捷洛夫提出的证据都失去了确凿性。那十二页的记录全给否定了。侦查员沉思起来：排除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是否有点匆忙？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有何价值？血，头发和指纹的化验结果对他可是有利的，可很多方面又对他不利……在检查尸体时他说话又那么吞吞吐吐，还有他画的平而图、带到现场的照相机。是啊，凶手的帮凶都是这样的表现。帮凶就是要把侦查工作引上歧途，使凶手逃脱法网。对季娜伊达指控的事实反而对她是有利的了。他想起了那天在解剖室里，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旁，她的举止充满了哀伤，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悲痛。她痛苦而缓慢地进行解剖。她的看法和意见也是令人信服和质朴的。她阐述的观点精明而自信，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结案，结案是不行的。检察长会问他，全部案情查清了吗？尸体手中的头发、椅子腿上的血迹、手枪上的手印是什么人的？所有疑点查清了没有，进行过分析和化验吗？现在涅斯捷洛夫提出对女助教的控告，侦查员有责任审查她。
“请您原谅，”科尔涅托夫预感到公事公办有多么难，他说道，“我应当审问您。对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这完全是走形式。要不检察长也会打回，重新调查的。”
尽管他说得很有分寸，但还是引起她生硬的、甚至是愤怒的回答。
“您想使我受辱吗？您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教研室知道了，那学术界会对我怎样想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能这样对待朋友吗？”
“这不是我要这样。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要不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办好了，您看怎样？”他突然建议道。这个主意很好，他把未干完的事交给别的区的侦查员干。让别人搞这个棘手的案子去吧。
“不，不，”她突然急着打断他道，“谁也不如您能办好这个案子。”
“这就好，”侦查员装着考虑她的回答，高兴地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审问您。明天开始调查，我就放心了。”
接着是长时间的预示着不祥的沉默和沉思。科尔涅托夫没有发觉她的变化，没有看到她那全无光泽的脸由于紧张而绯红，双chún紧闭着。她两手紧紧抓着椅背迟缓地站了起来。侦查员也没有发现，她那既不是灰色又不是蓝色的大眼睛虽然隂沉，却放射出某种坚定的光芒。
“您不必这样。我决不允许。”她对科尔涅托夫毫无顾忌地说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季娜伊达不是在乞求他，也不是说服她，那是命令的口吻。他也没有不知所措。她继续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您当然要拘留我。要两个警察押着走过大街。”
科尔涅托夫没有立刻作出反应。这个女人使他精神上经受着困难的考验。他不能粗鲁地回答她，不能因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台而感情用事。这是在她家里，桌上还摆着酒菜，他不能对女主人不礼貌。但是，案子后面很多事情都还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要是她传讯不到庭，这会引起议论纷纷，人们会说他纵容证人任性胡来有损于法律的尊严。这要是传到检察长耳朵里，就会对他新帐老帐一起算，是会被撤职的。
不祥的担忧使他的勇气和坚定受挫。他赶忙站起来，好象由于靠餐桌太近影响执行公务似地离开桌子严肃地说道：
“明天早上九点我等着您。别迟到。”
“如果我拒绝呢？”她挑衅地问道。
他后退一步，好象要在他俩过去和目前的关系间划清界限似地，更加坚定地说道：
“那就走着瞧吧。”
“您先别走，”她挽留他，“明天我不去。您也别想拘留我。有功夫您好好想想，您这样干对不对？顺便说一下，您是否查看了手枪上的号码？这支手枪怎么会落在鲍里涅维奇手里的？您没有忘记吧，这支手枪是您办的另外一起案子的物证，本是与鲍里涅维奇无关，应当是属于您的。”她幸灾乐祸地讥笑道。
是啊，那支丢失的手枪呢，是她从他的皮包裹偷去的，他曾对她说过丢了一支手枪。是不是掉在她那里了，那时她闭口不谈搪塞过去了。
“您偷了我的手枪！”他气得喘着粗气喊道，“您不感到羞耻吗？”
“一点也不。”她承认道，“您还是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您把手枪留给了鲍里涅维奇。他对我说过这件事。那时您把手枪拿出来对他说：‘这玩意儿我讨厌透了，放在您这儿好了。’我知道这件事。那一阵子您表现得还不错，我也就宽恕了您。”
“你撒谎！”
“不。”她冷漠地说道，“奉劝您别引火烧身。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也罢，他杀也罢，都是用您的手枪结束生命的。您是逃不脱罪责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做到让您将和我并肩坐在被告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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